最近一个时期，中美贸易战和华为孟晚舟事件引发国内外热议，人们都在讨论：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今后世界是否会倒向曾经为美苏之间的冷战格局。作为冷战史研究学者，我希望能从历史角度剖析彼时美苏进入冷战的原因，从而为我们思考当今中美关系的问题提供借鉴。

　　美苏进入冷战的过程，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苏联在二战中“快速崛起”；二战后苏联开始“进入国际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引发大国矛盾”；结果是短时间内“进入冷战”。比照这一过程的前三个步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借助全球化浪潮“快速崛起”，通过WTO等国际组织“进入国际体系”，又因为和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而“引发大国矛盾”，于是自然引发结果问题，即在下一个阶段中国是否也会与美国“进入冷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美苏冷战原因、中苏情况对比，以及未来如何引导与调整中美关系三大方面思考。

　　一、美苏冷战的历史成因

　　总体上讲，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其实为当时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种“美苏大国合作”的基础。在该基础上，如果处理得当，苏联其实完全有可能平稳地融入到战后国际体系当中来，并且发挥大国作用。但是，真实的历史却是战后美苏很快就走向了冷战。如今我们回顾历史，主要有以下原因：

　　1.  美国率先发难

　　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如果一定要追溯源头，确实应当说是美国方面率先发难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美苏对峙。从现在解密的大量美国、苏联档案来看，从罗斯福1945年4月去世到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出台前，苏联并没有计划直接挑战美国，事实上也确实没有触碰美国的直接利益。这段时期内美苏关系的基调是美国在政策取向和舆论导向上为将来遏制苏联埋下了伏笔。

　　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要分别从苏联和美国两个方面分析。当时苏联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实力都远逊于美国，斯大林不会，也不应该主动挑战美国。苏联是雅尔塔体系的倡导者和获益者，更没有动机破坏既有格局。事实上，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措施来保证雅尔塔体系的运作。早在1942年1月苏联领导层就开始考虑战后的安排问题，并与英美频繁接触，很快确定了战后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方针。

　　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充分表明了苏联放弃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任务的世界革命方针的意向。在战争接近尾声和战后初期，苏联则大力推行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体现为推动建立多党联合执政的议会政府，不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势力范围之外，则“劝告”各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力量，以合法身份参加议会选举和组建政府。

　　但是，苏联的举措并不能让美国彻底放心，根本问题还是意识形态分歧。毫无疑问，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和代表，其意识形态中反共、反苏的理念十分明显。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中看到了未来世界走向和平的希望，并提出了一系列在战后与社会主义苏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想法和主张。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再到后来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诸文件，基本上体现了罗斯福的这种理念。

　　然而，自二战后期开始，面对苏联的崛起和日益强大，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罗斯福去世和美国掌握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国会遏制苏联的呼声占据上风，政府各部门也逐渐为强硬派所控制。虽然美国尚未启动全面对对抗苏联的机制，但在共同占领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战后赔偿、原子能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反映出，美国的心态就是把苏联置于“敌对势力”或者至少是“潜在敌对势力”的位置。

　　2.  苏联应对失当

　　美国的右翼和强硬派逐渐抬头，迈出了发起冷战的第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苏联就别无选择而必然和美国滑向全面对抗？其实也不是，但苏联的应对出现了问题。苏联如果应对得好，对抗的局面不排除会缓解甚至终止；但它应对得不好就加速了对抗升级。苏联应对不佳主要是因为斯大林的一些举措严重加剧了美国本已存在的战略疑虑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慌。这些举措表现为对内、对外政策都缺乏连贯性。根本问题在于一旦涉及意识形态，苏联的政策就出现翻覆，莫斯科的最终方案总是以意识形态激进化来应对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如前文所述，苏联是雅尔塔体系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这种局面，苏联的对外政策需要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合作。苏联有关部门的内部报告提到过这个基调，苏共中央的决议也有提到。比如二战以后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基本意图是用空间换时间，建立起战略缓冲区。这个诉求其实得到了美国有条件的认可，即美国默认苏联的势力范围，但苏联不能在这些地区搞一党制，而是要搞多党合作制。双方原本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苏联授意下，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多采取多党制，甚至西欧、南欧的共产党，像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都放弃了武装斗争，加入联合政府。

　　然而原本已经确立的政策后来被斯大林本人推翻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使得他只相信共产党，不相信其他党派，结果这些多党合作逐渐名存实亡。在这些地区1944—1946年的大选当中，苏联操纵选举，甚至动用包括暗杀、秘密逮捕的手段破坏其他党派组织，以确保共产党在选举中胜出。这些做法在西方引起很大恐慌。他们认为苏联表面上答应合作，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打算真正落实。波兰、匈牙利等国又发生了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受迫害而出逃的事件，西方的恐慌进一步酝酿为对抗的情绪。

　　对外政策上如此，对内政策亦如是。二战结束初期，苏联为了表明开放的姿态，一些开放政策的尺度很大。比如过去不允许美国的杂志进入苏联，也不允许民众收听美国的广播，更不允许民众到美国去，但在那一时期的决议中，这些限制都被打破了。与此同时，苏共对于国内的形势又是非常担心的。二战为苏联打开了世界窗口，工农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识精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党内干部对改变原有体制和政策的设想，汇成了一股“思变”的社会潮流。这在客观上为苏联提供了改革战前已陷入重重矛盾的原有体制的内部条件，大国合作的国际环境为此提供了外部条件。

　　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长期宣传造成的思想僵化、严重旱灾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逐渐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等种种原因，苏联不仅没有抓住机遇实行制度性调整和改革，反而进一步强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斯大林看来，民众“思变”的倾向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是对其统治权力及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威胁。1946年出台的“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应，其主旨就在于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而不是通过制度性改革消除和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当然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苏联重新强调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要回到战前与西方对抗的老路上去。

　　3.  恶性循环与他国助力

　　意识形态的分歧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峙，1946年往后美苏两国间的摩擦循环往复，而其他国家也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美苏对峙当中，使得负面效应不断累积。尤其在东欧问题上，美苏意识形态对抗逐步加剧，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处于对自身安全问题的担忧而扮演了冷战推手，极力促成美国在政治领导和军事部署上“重返欧洲”。而一些在1946年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如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恶化，这使得西方更加怀疑苏联野心膨胀。等到原本是中间地带的亚洲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从战后初期的分而治之倒向军事对抗（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再无回头之路。

　　具体来说，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首先，美苏合作弱化，他国势力卷入。上文提到苏联在东欧地区的政策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和反弹。而恰在此时，在战争中没落的大英帝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处境也极为困难，他们十分担心贫困、寒冷和饥饿会引发欧洲的“革命”，并认为“虎视眈眈”的苏联正在等待这一时机。丘吉尔就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他四处渲染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气氛，极力说服和推动美国重返欧洲。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随着欧洲一连串“危机”事件的发生，美国的反应愈来愈强烈，政策愈来愈强硬，终于被“邀请”回来，在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

　　其次，苏联在近东和中东的机会主义策略破产加剧了事态。除了意图在东欧稳固全方位的战略利益，苏联也机会主义地谋取在其他地区实现某些具体利益，主要表现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结合过往史料和现在解密的档案来分析，苏联在中东和近东并没有全面扩张的野心，而是有选择性地针对一些具体利益，比如伊朗的北部石油是明显的经济利益；而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则上升到安全利益。这些诉求超出了苏联和西方原本达成的默契，受到包括在伊朗和土耳其当地政治势力在内各方的抵制。

　　矛盾暴露初期，苏联以策动当地的自治、独立运动，炮制领土议题问题等手段来应对，有一种扩大事态而逼对方就范的恐吓心理（这些相关的档案都已解密）。当伊朗和土耳其诉诸联合国，引发美国军事干预（杜鲁门命令第六舰队开往地中海），苏联就立即撤退了。这个行为本身就很荒唐，似有长远战略企图，却无充分战略准备，一蹴而不就，事态扩大后遁走。苏联这种做法引起了他国对其对外政策是否出于理性的基本怀疑，冷战疑虑不断攀升。

　　最后，中间地带失效。苏联在不安全感的作用下意图谋求不断扩大战略缓冲区，刺激美国出现战略误判。这导致美苏间曾经的中间地带失效，这在中国的内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直到1949年以前，美国一直力主调和，并不愿意全力介入，甚至是共产党建立政权在美国也还可以容忍，因为这也不一定就是苏联的附庸。到1949年年底，美国还想拉拢新中国政权；但是苏联强行输出“两个世界”的划分，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再无可以回旋的空间。随着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彻底失望，对华政策随之改变，再加上之后没几个月朝鲜发动内战，结果就是中间地带的革命引起了亚洲的冷战。其实亚洲原本不是美苏关注的重点。

　　二、中苏历史境遇的异同

　　我在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即同样经历了“快速崛起”、“进入国际体系”和“引发大国矛盾”后，中国是否会和曾经的苏联一样与美国很快“进入冷战”？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上文对美苏冷战起因的史实回顾，从中苏历史境遇的异同来分析。

　　就相同的方面而言，曾经的苏联与现在的中国都是大国崛起，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点中任何一点都足够引发美国担忧，更何况是综合起来发挥作用。因此自然可以见到美国以各种手段予以遏制。过去美国对苏联的最初遏制，表现在共同占领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战后赔偿、国际原子能合作等事务上；而对于今天的中国，则表现在贸易战、高科技产业控制、南海问题等事务上。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的遏制，短期内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长期内则更多地表现在发展模式的竞争，这往往依托多项短期手段的组合运用来实现效果，因此更加抽象。苏联时期这些方面的集中体现就是马歇尔计划的出台。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将东欧也包括在内，却排除了苏联，后来又推动更加明显针对苏联的日本版马歇尔计划。这就使得斯大林马上有一个判断，即表面上以经济复苏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实质上是要展开发展模式竞争，把苏联的那些卫星国和缓冲地带都拉走，将苏联置于孤立境地来打击苏联。斯大林的判断是有过激的地方，但并非完全脱离实际。如今美苏双方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材料都有公开，可以看到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这个意图。

　　以后见之明来讲，当时苏联反应有些过于强烈，即完全拒绝马歇尔计划，而且不允许任何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其实当时西方在排除苏联参与的问题上，也非斩钉截铁，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排除苏联即意味着失去东欧，这毕竟是个很大的市场。西方这种既想谋求对方的市场又担心安全问题的心态如今又在中国议题上上演。

　　苏联断然采取完全脱离接触的做法其实是不够理性的，更遑论后来还进一步明确态度要与西方完全切割。切割的办法是斯大林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重建国际共产党组织，虽然没有完全以“共产国际”的形式，但它实际上相当于共产国际了。苏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进一步将欧洲主要国家的共产党都重新严密地组织起来，索性提出了“两个世界，两个阵营”的理论。

　　讲到这里，我们恰好可以观察到今天的中国和曾经的苏联的三个关键不同点。首先，今日中国与彼时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存在根本不同，这一点随之产生了另一个关键不同，即苏联当时与西方只有频繁政治交往而缺乏经济关联，当时并未“完全”进入国际体系，只是“开始”进入国际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深度介入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是，与曾经“强行推销”意识形态的苏联不同，今天的中国积极对意识形态分歧进行管控，不搞意识形态结盟，不搞模式输出。

　　所以说，与当年美苏处在“两个世界”不同，现今的中美肯定处在“同一个世界”。处在不同世界，才能实现切割；而处在同一世界，就必须一边竞争，一边合作。这种“竞争+合作”的格局有时候表现为参与和吸纳，有时也表现为摩擦和分歧。但是类似贸易战这样的“严重”摩擦恰恰生动地说明中美是在同一体系中。必须看到，这种摩擦是两国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破坏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谈判，因为经济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渡的。一句话，凡是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今天的中美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封闭在各自的体系里长期对峙的基础。

　　三、引导与调整

　　“过于严重”的摩擦可能使得任何强大的体系都无法有效运作，甚至是彻底撕裂现存的体系。所以说，未来如何引导与调整中美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仍然值得探究。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探讨，但仅从美苏冷战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来看，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站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认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

　　自人类走入近代社会以来，的确发生了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乃至两种体制势不两立的现象。但如果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看，任何一种体制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的，都是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发展的。如今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消灭的那个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完全不同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世界已经连为一体的环境中，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对立统一体。

　　所谓“异质性”也不是绝对的。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到战后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北欧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都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元素而生存至今。再看社会主义的“变异”，从1920年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因为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元素才得以走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困境。而苏联解体和斯大林模式的终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长期以来凝固僵化、不思变革，以至“病入膏肓”，难以“起死回生”。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摒弃僵化的苏联模式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作为现代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体，两者以不同的方式和侧重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趋同”性。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近代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同”性表明，人类在文明进化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里的区别只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路径不同。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矛盾和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走向分裂和对抗不是理智的选择，“冷战”也不是必然的结局。斯大林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抓住战后出现的体制改革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遇到压力和挫折便走上了回头路，使正在形成的国际统一体系再次分为两个世界。

　　今天的中国与战后的苏联具有一些共同点：正在崛起的大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对现存世界“霸主”构成挑战，等等。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历史教训才特别值得中国记取。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中苏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正在经历体制改革，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就外部条件而言，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国际体系，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就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而言，在现阶段的中国与美国之间，更具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基础，只要头脑冷静，处置得当，完全有可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进入新的“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