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刚入学的同学，还是已经工作的同学，都为同一种病症所苦：焦虑。如果把焦虑视作一种病，从患者的角度来看，焦虑始终是绝对个人的。它是一种体验，带着人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特有色彩。

　　焦虑是个怪物，能够运用非常愚蠢的技巧，让你生活中哪怕是微小的选择，简直都跟生与死的抉择一样可怕。在此意义上，焦虑是极其主观性的东西，很难代入时代来思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数量巨大且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焦虑症的时代。

　　有时候，焦虑会围绕着一件特别的东西来包围你——你会担心自己的工作，健康，社交生活，婚姻等等。在其他时候，焦虑无缘无故地袭来，催生一种无法解释的绝望的恐惧感，无论当事人多么努力，也不会洗刷干净。甚至就在你感到幸福时你也会焦虑：因为你担心失去现有的一切。

　　紧张的生活事件——无论是失去工作，家庭成员死亡，还是结束一段关系——都构成了个人焦虑的原因。然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事件对整代人来说，正在构成其持续性的存在。

　　日益增加的工作不安全感，住房压力，经济和收入不稳定，离婚率的升高，社会团结和社区的解体，以及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我们所面临的遭遇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冲突的未来，已经将压力——也即焦虑之源——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现在的焦虑具有双重性，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时代性的。知道你周围的人也在焦虑，你当然只会更焦虑。

　　输

　　焦虑增加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得太多了。知识越多越焦虑。焦虑增加的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了。这是弗洛伊德式心理学兴起所导致的。焦虑增加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有人贩卖焦虑，催生了繁荣的焦虑市场。

　　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将存在焦虑描述为“存在意识到其可能的非存在的状态”，并列出了三种类型的非存在和由此产生的焦虑：命运和死亡，罪过和谴责，以及空虚和无意义。他也考察了焦虑的历史分期：

　　古代文明末期,本体论上的焦虑;

　　中世纪末期,道德上的焦虑;

　　近代后期,精神上的焦虑。

　　意味深长的是，焦虑总是出现在一个时代的末尾。蒂里希指出，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是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可逃避的焦虑。每个人都知道自我的完全丧失在生物学上意味着什么。

　　蒂里希认为，死亡的威胁是绝对的，命运所带来的威胁是相对的。对死亡的焦虑是永恒的地平线，对命运的焦虑是在这条地平线以内起作用的（蒂里希《存在的勇气》）。

　　对死亡的焦虑笼罩着所有具体的焦虑并给予它们以最终的严肃性。但是，许多具体的焦虑毕竟有某种独立性，其影响通常也要比对死亡的焦虑直接得多。例如，“命运”的焦虑主要强调的是它的偶然性、不可预见性以及不可能显示意义和目的。

　　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则威胁人在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人是道德主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判。有关空虚和丧失意义的焦虑，核心是能否在精神上肯定自我。一个伦理道德方面健康的人，也是能够在精神上对自我作出肯定的人。

　　对“空虚”的焦虑是由于精神生活中的某个特殊内容丧失而引起的。比如，人的一种信念在某个外部事件的打击下坍塌了，一个人感到在他热情肯定的某事上受到了挫折，等等。对“空虚”的焦虑会把人们驱向“无意义”的深渊。

　　既然焦虑在我们这个时代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之抗争。面对焦虑最大的武器就是勇气。在蒂里希的勇气观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叫做“信仰”，一个叫做“不顾”。

　　“信仰”就是在有限生存中追求无限存在，是一种把存在自身当做体验内容的精神生活方式。蒂里希说，信仰包含着一种偶然因素并且要求一种冒险。

　　“不顾”就是不顾非存在这一事实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尽管非存在带着无可穿透的黑暗，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但是，人仍然要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专心致志于存在。只有从根上想清楚这些问题，才会大大降低现代人的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