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知识的创造者，人类是知识的发现者。所以关于知识的方法，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德，他们都推荐了一条作为一切哲学家以及一切科学方法的原则。这个原则主张同等地遵守两个法则：归同法则和分异法则，二者不能有所偏废。

　　所谓归同法则，就是指按照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共同特点，把他们归为类别，然后把类别归为属性，再把属性归向原因，一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包罗一切的最高理念。所以归同法则最终是先验的，更是超验的，本质的，与万物是一致的，因而对归同法则的理解，必须是信仰意义上的绝对信心，也必须是知识意义上的假设前提条件。

　　一个知识的思想者和发现者，必须要理解归同法则，否则不可能理解分异法则。所谓分异法则，就是指绝对相信归同法则的前提条件下，“千万不要轻率地减少实体的多样性。”这是康德的名言，简而言之，事实上就是要总是承认万事万物的多样性，秉持万事互相效力的原则，然后展开无穷无尽的细分过程。叔本华说，不要试图对综合概念加以细分，更不要随便跳过任何下一级的种类，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和任何一个概念都存在被分类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分类的智慧，让人类发现了丰富的知识。

　　每个人因为人性论的幽暗性和认识论的局部性，因此都处在某种单向度的知识状态。我想说明的是，对于康德或者叔本华而言，他们生活在绵长而且稳定的基督信仰观念传统之中，已经形成了基于上帝信仰的“归同法则”意识。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需要努力的乃是“分异法则”。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整个西方思想史。事实就是这样，西方思想史就是建立在上帝绝对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下的知识分类历史。

　　对于一名中国读者而言，我的辨析应该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在超验和经验的传统观念意义上没有稳定的信仰秩序，导致我们没有建立起关于知识的“归同法则”，理所当然，这就导致了我们失去了深度细分的能力，也就是说，导致我们的“分异法则”也处在非常低级的水平。那么理所当然，我们要形成知识的发现能力，要养成知识为什么成为可能的问题意识，首先需要展开的工作并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信仰。

　　这就是我从一个知识的学习者转型为一个基督信仰的学习者的认识论原因。

　　基督信仰是一个天天念叨的过程，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吃东西，就必须想起餐前祷告，必须参加主日敬拜，必须读圣经，必须写读经笔记，必须去做义工，帮助穷苦的人们，这要成为一种习惯，要每天练习，早晨起来祷告，晚上睡前祷告，这样的练习，一生的时间都不够，死了都要祷告，死了都要爱上帝。

　　从哲学维度看，基督信仰是一个人最好的形而上训练课，是归同法则的训练课。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缺少严谨细密的形而上训练，是不可思议的，会导致人的思想方式同时失去方向感和坐标系，人的生命变成一个点，一个小平面，失去不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意识。导致一个人无法走向深刻，无法走向终极，前面没有天使引路，后面缺少悲剧推动，一个人是自己的消费者，是自己的坟墓。

　　一个人的道德生活，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尺度，而不是外在行为，这个内心的尺度就是上帝的绝对命令，理解这个绝对命令，只有通过归同法则才能习得。

　　“左手做的事情，不能让右手知道”，“荣耀归给神”。这些话很难理解，但通过举例可以展开问题。有人做好事，为什么会详细写在日记里？日记是给谁看的，撇开阴谋论，日记至少是给自己看的。陈光标做慈善，为什么要别人拍手攥钞票的照片，这种照片给谁看，恐怕主要是给领导看，给别人看的。道德的问题，要怀疑到极致，怀疑到无话可说。一个人只有在终极的绝对的上帝面前静默，才是真正的静默。

　　但这种怀疑，发生在一个人的心灵范围之内，如此隐秘的工作，力量来自哪里？要把对人性的怀疑逼到深处，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起点。问题逼问到这一步，就会意识到所谓自我批评的说法，是非常荒诞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自己对自己展开批评呢。一个人表面看上去的自我批评，应该是上帝在他的里面所展开的对他的批评，上帝是批评家，人是被批评者，如此一个人才终于拥有自我批评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之中没有上帝的绝对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认为，他的所有自我批评都是自我辩护。

　　这个时候，人会无条件地陷入两个困境，要么是被他人逼着就范，要么是自我掩饰。被他人逼着，这是奴役之路；自我掩饰，这是谎言。

　　让人回到自我审视的惟一命题，就是死亡，而死亡的权柄在上帝手上，人类死亡的解决方案在耶稣基督这里，复活才是死亡惟一的解决方案。这个简单的观点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不接受这个观点，那么我要么像动物一样回避死亡，要么我理性自负地认为自己可以找到死亡的答案，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寻找到不死的方法论。

　　即使是一些远离上帝话语的哲学家，也会意识到死亡问题的重要性。海德格尔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死亡问题。罗素也说，死亡就是身体腐烂，灵魂消失。想到死亡，罗素充满绝望，只能回过头来通过对世界的肯定来安慰自己的绝望感。所以罗素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灵魂的导师，事实上他再明白不过了，只要他死去，这个世界对于他而言，就不存在了，所有的情欲都过去了。罗素一生和自己的妻子情感疏淡，原因是在他太自以为是，以为女人无法理解他磅礴的思想。某种意义上，罗素很像一个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对世界充满关怀，但不思考死亡问题，仅仅这一条，就与哲学毫无关系了。

　　中国的当代哲学家邓晓芒先生把这种认知现象界定为“一种道术”，很准确，意思是这些哲学家缺乏形而上追问的超越能力。有趣的是，邓先生的批评不错，但他自己却宣告，自己并不相信上帝，他相信一种绝对的善。这其实还是处在罗素和儒生的认知水准，热爱这个世界，不思考死亡问题，属于认识论的纠缠。这是我的理解，中国文化是一套针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纠缠技术，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这种道术一脉相承，儒家温文尔雅，法家怒目金刚，道家无为而治，追求的都是对人的奴役。

　　这些思考，的确涉及到了人所面临的空间问题，宇宙太大了，自然秩序太深邃了，而我们人看上去很小。如何处理问题，归同法则和分异法则能够让我们建立方法论，不至于走向神秘主义，更不至于走向掐指算命。

　　人是一个多么令人讶异的存在，我们有学习的能力，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而且可以学习信仰。当我们感叹宇宙太大，自然太深邃的时候，这些感叹都发生在我们的心灵之中。这意味着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人的灵魂比宇宙要大一厘米。或许，人类的所有的天文学想象，都应该用灵魂去丈量宇宙，而不是用身体。相比距离人类1400光年的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的问题，或许人类更应该思考，14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命是什么形态，为什么与人类文明有关的记载仅仅延伸到几千年之前，难道人类文明是突然兴起的吗？我相信，如果人类把自己的灵魂问题想清楚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也随之就清楚了。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知识人而言，从一名知识的学习者转型为一名信仰的学习者，就变得极其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基督信仰传统秩序之外的人们而言，这个转型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深度，而且决定着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