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尤其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由于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文明的程度就不如中国。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这些条件不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发展和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主要是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像“四端”和“七情”，“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四、七的问题，韩国学者在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日本儒学比较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花草树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东西的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

　　但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做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或者说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最重要，另一个社会把平等看得最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中国的儒学推崇“仁恕”之道，日本儒学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更加注重“义”的精神

　　简单做一个结论。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在中、日、韩各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使得历史上形成的三国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比较起来从士祸的历史、从外患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义”的精神。这些不同也反映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比如中国的儒学以“仁恕”为原理，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的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近代文明半信半疑。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以仁爱价值观秉持的文化，在中西文明的冲突面前，很难坦然承认在“文明”上是落后的。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人总是对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既打不过西方，又得跟它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日本因为是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抵触。所以在价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谓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比较少有价值的障碍。同时，因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理，就是对主君的特殊主义的承诺，胜过了对普遍价值即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承诺，这使得日本终于为自己付出了代价。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韩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这不仅仅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来强调“义节”的精神有关系，所以“义节”精神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如果综合起来，可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