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主要大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新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使得当今的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仍然在继续，但是各国参与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全球化正面临走向升级版的严重挑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面貌还将会有新景象。我们可以从国际贸易增长、经常账户平衡、国际投资流动以及各国实际利率等多个指标的变动来观察和认知这些变化。

　　第一，国际贸易增速趋缓。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1980~2007年期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53%，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09%，后者比前者高出2.56个百分点。如果从冷战结束的1991年算起，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在1991~2007年期间为3.74%，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96%，后者比前者高出3.22个百分点。但在2008~2017年期间，这种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在这个时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33%，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7%，后者比前者低了0.16个百分点。

　　导致国际贸易增长趋缓的直接基本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减速。各国产出的减速是对外需求减速的直接基本原因，后者又进一步引起各国对外出口的减速。

　　第二，全球经济不平衡（globalimbalance）的指标有所改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社会广泛谈论“全球经济不平衡”，并以若干大型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CA）与其GDP的比率来度量。以美国为例，1991年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为0.05%，2007年经常账户逆差与GDP比率却高达-4.91%。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在2007年也高达9.89%。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个别国家外，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平衡（失衡）与GDP的比率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下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GDP比率在2016年和2017年下降到2.38%~2.42%区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则下降到1.4%~1.7%的水平。

　　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的降低意味着从流量指标上看，各国对外部资金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资金市场对各国贸易增长的支持相对减弱。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增速相对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按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的统计，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贡献了近1.3万亿美元。但自那以来，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很少超过1.5万亿美元，仅在2015年恢复到略超过1.9万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最高年份2015年仅为1.1万亿美元稍多，未恢复到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ODI）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年仅有250亿美元，其中多数流向资源充足国的矿产地。到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高达近1500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流通的趋缓，反映了产出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减速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以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传统类型的直接投资机会在逐渐消退。

　　第四，实际利率在许多经济体出现了下降趋势或者长久地处于低水平状态。人们通常使用金融市场流行的拆借利率减去一国通货膨胀率（CPI、PPI或GDP平减指数）来表示实际利率。已有许多估算表明，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实际利率一直处于低位。这不仅源于那里的货币当局实行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而且更重要地是源于通货膨胀的低下。导致低通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产出增长率趋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工市场弹性的增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供给能力的扩大以及发达经济体减少了对传统能源进口的需求，等等。以互联网运用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进步虽然创造了许多新商机，但是，各国市场的分散性以及模仿者的普及也快速地降低了新技术进步的收益集中效应，从而也未能有效持久地提升投资回报率。

　　一方面，信息技术等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处于低位，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最可能得到温和增长。这也意味着，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平均增长率3.74%将很难再现。那个水平现在可以说是高增长率了，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标志之一，也是那个时代世界市场外延性和内生性扩大的结果之一。未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内生性技术进步。

　　第五，世界各大板块经济增长趋势互有差别，经济政策调整复杂多样。在1991~2007年期间，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68%，发展中经济体为5%，后者比前者高了2.32个百分点。在2008~2017年期间，发达经济体GDP平均增长率下滑到1.22%，发展中经济体则上升至5.08%，后者比前者超出3.86百分点。但是，若看最近四年（2014~2017年），发达经济体GDP平均增长率为2.03%，发展中经济体为4.48%，后者比前者仅多2.45个百分点。中国在1991~2007年期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六年（2008~2013年）中是支撑发展中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角。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经验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得到普及和应用，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驱动力的减弱，未来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依靠内部市场。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内部市场的对外开放、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外包和外流、大宗商品国际需求的强劲增长等因素，那么，未来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都将或大或小地弱化或转向。尤其在未来全球化的政策规则和多边关系前景方面，各种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增多。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在谋求从现有国际经贸关系调整中得到新利益，或者促使他国做出让步。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是迈向升级版的挑战。

　　我国选择对策的原则应是：一是坚持发展国内市场为主的思路，不应过多指望外部市场需求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二是更多地为国内经济基于效率提升和持续性内生技术进步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体制条件，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市场扭曲，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提升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三是积极探索国际多边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升级版”，与支持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良性互动，为未来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