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的中美贸易谈判，不出意外地在各自表述中结束。中美分歧，有多少是出于误解？有多少是出于理念分歧？有多少是出于利益冲突？

　　首先，误解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典型如同如今热议的法律用语“Reciprocity”，西方理解一直是对等原则，中方主流理解直到最近几年还是互惠原则，其中信息误差，不仅在于表述的差距，也导致对于贸易政策的取向与应对。解决贸易争端，并不是仅仅依靠利益或者大撒金钱可以解决，否则难以理解特朗普所要求的公平贸易的含义以及美国民众对于全球化的不满何以加剧。理解一时有误，并不可怕，但是长期有意无意的误导，往往会导致悲剧。

　　中国惯常心理之一，总觉得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其实我们不理解国外的情况也常见。如今贸易战在前，不少人又提出日美贸易战案例，指出美国利用广场协议“阳谋”，如何导致甚至压迫日本经济崩溃，甚至以讹传讹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罗伯特•莱特希泽主导“广场协议”（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这次来中国是希望复制上次日本案例。

　　除了莱特希泽谈不上主导广场协议的误差之外，国内对于广场协议的误读多于理解。从我在日本访学与研究来看，广场协议冲击最大教训应该日本没有解决好国内问题，而不是美国外部压力，当时提出主动升值来自日方，提议升值幅度也高于美国预期。比如曾经主导参与广场协议的日本前大藏省官员行天丰雄面对我关于广场协议的提问，就直接表示，日本发生后来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是为了掩盖上一个错误而导致错误不断重复的悲剧。

　　信息误导带来的悲剧有很多，日本早年甚至为此付出不菲代价。二战末期，日本已经到了失败关头。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对于这一最后通牒，日本当时首相铃木贯太郎表示“默杀”（mokusatsu），“默杀”可以表示为“不予评论”也可以表示“不予理睬”，翻译翻译为后者，导致盟军非常不满，在长崎与广岛投下原子弹。

　　话说回来，历史毕竟在进步。谈判结束，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曾经点评，以前乾隆和马戈尔尼时代，大家几乎无法沟通，完全鸡和鸭讲，现在至少有福建人和浙江人讲话的感觉，彼此至少能大体明白。对比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道光皇帝才想起来问臣属，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自然，当时的英国被叫做英吉利，一般还会写作 “口英咭唎”，是对于蛮夷之邦的惯常译法。

　　误解之外，信息不准确带来的误导，某种意义上，折射中美之间对于贸易认知框架或者说认知地图的差距，也就是理念的分歧。近期清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外精英进行了一场对话，关于这场对话速记我也发布在《徐瑾经济人》，各位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有意思的是，参会的外国嘉宾多数感受到了中方代表表达出来的强烈自信，FT首席评论员沃尔夫总结为7个主张，即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统治、西方模式已名誉扫地、中国正受到美国的攻击且中国将挺过这些攻击等。

　　这些观点是否代表中国精英乃至中国共识？答案显然并不确定，集体性一致的姿态，对内可能有集体误判风险，对外则可能带来不如意反应，比如强硬反弹。

　　在误解与理念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实质的利益冲突，谈判双方目标显然差距很大。从美国代表团主要要求来看，一方面是中国在2020年之前使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另一方面是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并削减对新兴产业的补贴。

　　先看贸易逆差方面，中美去年逆差3370亿美元，此前特朗普3月还表示1000亿，如今目标显然令中国难以接受。更技术化的问题，正如有朋友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的提问，鉴于美国高科技行业很多都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中国究竟应该买美国什么商品来削减逆差？石油或者天然气？

　　其次，关于高科技补贴，《中国制造2025》首当其冲。这一要求不少国人觉得难以接受，其实认真想想没那么可怕。我们所看到中国腾讯、阿里巴巴、百度（BAT）等公司，有多少是政府烧钱烧出来的？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的遏制心态。去年我在美国游学时候，对于美国政策各界对于《中国制造2025》深感意外，可见这一文件显然刺激了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科技赶超的恐惧迫使美国提出这一要求。

　　综合看待两大方面的目标，短期之内很难达成共识；而差距如此大，并不仅仅是彼此野心问题，而是所理解的贸易以及秩序并不一致。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中美谈判更多只是一次接触，谈判还会继续谈，但是贸易战也是会打的。

　　对比美国有中期选举压力，中国的优势或者在于可以不为选举所影响，应该做好准备，尤其不要被国内利益集团所裹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看学者马晓野分析：“如果中国能成长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市场，那么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就有足够的话语权；相反，如果放弃这个优势，采取步步为营，在整个贸易谈判过程中，保护某一部门，某一群体利益的话，可能最后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大。”

　　曾经的WTO谈判，被认为是狼来了；更早美国的“门户开放”，其实本意是最惠国待遇。一百多年来中国与美国的诸多纠缠，盟友、敌人的身份总在变化，时而充满一厢情愿的温情，时而是剑拔弩张的对立。不论中美冲突有几分是源于误解与利益，有几分是源于理念，在二十一世纪，两个大国的共同目标显然是学会共处。

　　对中国而言，如何把握中美贸易争端机会，作为二次入世的开始，是中国当下最不应该放弃的道路，和我们每个人福祉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