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谈到，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去衡量。我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国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一直提倡：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制度创新比物质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

　　片中讲述欧洲的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新的Modern State（现代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近代历史，基本上是西欧创造了Modern Nation State（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国家大小、经济强弱，这种制度形式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

　　比如，1840年清王朝的人口规模大、国土面积大，英国仅是西欧的一部分，却将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打败了。同样，尽管印度的国土面积不小，但也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口不多的英国统治了人口大国印度。由此看出，制度创新确实远远比那些物质意义上的创新要重要的多。

　　从中国历史本身也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以前，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很大，各个政党之间能达成共识；现在中产阶级规模逐渐变小，共识政治逐渐消失， Democracy（民主）就变成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制度了。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易经》中的总体含义，即什么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制度就是要在与时俱进和创新中强大起来。

　　通过新制度的产生让国家崛起，是从内部来说的。相比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英国的殖民地制度，也是相当成功的。不管怎样，英国的崛起首先是源于国内制度的崛起，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延伸和外延。如果内部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是失败的。

　　比如，前苏联早期发展是很好的，不过到后来，无论是人口、疆域等都堪称大国的苏联，由于制度不调整、模式僵化，一下子遭受了解体的命运。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大部分人认为是美国的实力强大战胜了苏联。但深究为什么美国能够扳倒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我觉得，要归因于苏联内部制度的瓦解。

　　从很多方面来讲，“内忧外患”是非常有道理的，什么样的内忧才是最大的内忧？那就是制度缺乏创新、停滞不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合时代需要，这才是大国真正的内忧。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

　　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蔡昉:中国奇迹岂是“意外结果”

    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成就进行解释，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国际上存在许多错误的解读，甚至从经济理论上唱衰中国。不认清这些，就不利于我们真正找准中国实践的国情特色，也不利于我们真正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更好认识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指导未来的改革，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误读，最为典型的并流行的观点有三种。

　　过去这些年来，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理论上对中国经验的解说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这三种都是误读，但却被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或多或少还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你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靠瞎碰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说得通俗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取得的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第二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这句话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实现的高速发展，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那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为下面的观点留下了伏笔。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唱衰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很高，而且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是，当不知道特定经济体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承认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认为这仅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导致的，只是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次性效应，很难有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称东亚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引发了“克鲁格曼—扬诅咒”。从20世纪90年代起，克鲁格曼、扬等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认为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1994年，我和林毅夫、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接下来，他们又转向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四小虎一样，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依据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顾中国发展，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正好在我们的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期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这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9.7%，对这个增长做具体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和扬主要看到的也是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

　　实际上，资本积累本身也体现着人口红利的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特征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撑。为什么？第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储蓄、积累，进而变成投资。第二，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刚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资本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扩大而出现报酬递减。事实也证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即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且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量，可以不断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因人口红利得到了改善。

　　伴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还有生产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这些年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率原则发生流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这充要条件的完美结合，绝非什么“意外结果”，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