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援助穷国的逻辑

　　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没有钱吗？

　　这听起来是同义反复，“穷”的定义不就是没有钱吗？其实不然。

　　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投资的作用。经济学家认为，投资才能带来经济增长，而且，他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粗暴”的假设，即投资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固定的比例关系。举例来说，如果投资率（即投资占GDP的比例）为4%，能够带来1%的GDP增长率，那么，如果你想把GDP增长率提高4%呢？很简单，投资率需要提高到16%。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这个理论，是从当年苏联制定经济计划受到的启发。苏联当年就是这么预测经济增长的。怎么提高投资率呢？你必须提高储蓄率。投资需要的钱，来自储蓄存下来的钱。可是，穷国的储蓄率很低，拿不出足够多的钱投资。比如说，一个穷国的储蓄率只有GDP的4%，但要想实现4%的经济增长，需要16%的投资率，也就是16%的储蓄率。这就有一个12%的储蓄-投资缺口。

　　怎么办呢？富国可以给穷国提供援助，填补这个缺口。咦，富国又不是雷锋，它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好事呢？

　　20世纪50年代，正是铁幕刚刚落下，冷战刚刚登场的时候，西方国家对苏联体制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就在这段时期，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1950-1965年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15%，而计划体制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则达到4.43%。西方的经济学家注意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普遍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计划体制国家可以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汲取更高的储蓄。计划体制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强烈地追求经济增长，但对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则很少考虑。

　　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对此忧心忡忡。有一个叫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他在这本书里说，在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率能否从5%提高到10%。罗斯托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如果西方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就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罗斯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他都是政府要员。罗斯托成功地说服了几任美国总统增加对外援助。艾森豪威尔总统期间，美国的对外援助开始大幅度增加。1959年，美国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肯尼迪总统期间，美国的对外援助增加了25%，约翰逊总统期间，美国的对外援助创下了历史新高。

　　加纳：援助失败的案例

　　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结果如何呢？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影响投资决策的是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回报率高，人们自然会乐于投资，但对外援助无法提高投资的回报率。这些受援国拿到更多的钱之后，只是把这些钱轻易地挥霍掉了。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一个明星国家。1957年，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第一个独立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原本被殖民者叫做黄金海岸，后来改名加纳。苏联和美国争相向加纳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当时世界上许多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为加纳出谋划策，其中包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和发展经济学家阿尔贝托·赫希曼。

　　加纳国父恩克鲁玛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深受群众爱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加纳自然资源丰富，盛产可可、铝土矿和黄金。独立之初，加纳算得上是非洲大陆“富裕”的国家之一，基础不可谓不好。恩克鲁玛政府野心勃勃，他们修筑公路、发展工业、兴建学校，希望让加纳尽快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恩克鲁玛政府最雄伟的计划是在西非第二大河流沃尔特河上修筑一座大坝。大坝可以发电，电可以提供给铝厂。水库可以灌溉，还可以发展渔业。世界银行和英美政府提供了贷款，恩克鲁玛政府很快修建了阿科松博大坝，大坝围出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沃尔特湖。加纳经济起飞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过了30年，当年建成的发电厂和铝厂依然存在，但加纳人和1950年代早期一样贫困。生活在湖边的老百姓成了灾民，原来的家被淹没了，人们还不得不忍受血吸虫病、疟疾、十二指肠和水盲等疾病的困扰。1966年，军方发动政变，把恩克鲁玛总统赶下了台。听到这一消息，首都阿克拉居然出现了盛大的游行，加纳人民已经对恩克鲁玛失望透顶，他的雄心壮志只是给人们带来了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继任的加纳领导人也不怎么样。在这之后的15年内，加纳发生了4次政变。1983年，加纳的人均收入甚至低于刚刚独立时的水平。

　　愿意帮助穷国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最缺的就是钱，能够用来投资的钱。只要有了足够的资金，能够填补所谓的“储蓄-投资缺口”，落后地区自然就能实现经济起飞。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美好幻想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似乎阻挡不了新的计划犹如飞蛾扑火一样前仆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