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中国经济形势有两种判断。一是乐观的，一是悲观的。它们都没错，只是不够全面。也许乐观主义者只是看到了值得乐观的部分，悲观主义者只是看到了值得悲观的部分。这两部分就是中国的两种经济。我称之为“旧经济”和“新经济”。一般而言，所谓新旧经济，是指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而在这里，除了产业，还有制度因素。所谓旧经济，就是处于传统产业中的仍然实行旧制度的经济。所谓旧制度，就是含有计划经济残余的制度，既包括社会的资源配置制度，也包括企业内的资源配置制度。在这里，主要是指以国有企业为主、靠行政干预配置资源的经济。

    国有企业大多创建于改革开放之前，也自然从事当时的主要产业，也就是传统产业。虽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但国有企业的主要制度基础没有改变，即产权安排基本没变，公司治理结构也就缺乏效率。因而总体来讲，虽然有所改进，但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缺少竞争力。然而它们仍有政治资源上的优势，1990年-2000年左右逐步获得了免交利润、工资奖金不封顶、行业垄断权的优势，并且继续享有免费的国有土地和低息的银行贷款，所以是借助于非市场的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说国有企业群体是延续旧制度、处于旧产业中的旧经济。

    所谓新经济，首先是在新兴产业。这里主要指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兼有共享经济、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的经济。由于民营企业对新的盈利机会更为敏感，它们的企业制度也更为有效，决策机制和实施能力更为灵活和快捷，所以新经济主要是由民营企业的突进形成的。如上世纪90年代就有民营企业进入到电子商务，经历一些失败后，有新浪、搜狐和网易的崛起，2003年后又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等公司的异军突出。尤其在创业阶段，它们只是依赖于市场规则，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获得成功。所以，既是在新兴产业，又有着新的制度，所以称之为新经济。

    现在，这两种经济都足够巨大，其表现好坏足以影响中国经济至少1%的GDP增速。例如，根据李杨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约为117万亿元（2013年），占全国总资产691万亿元的17%。而民营部门，包括新经济，自2000年以来创造了城镇所有新增就业岗位（17259万人），还抵补了国有企业减少的就业岗位；同时在每年新增GDP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仅在工业领域，2015年为93.1%，2016年为90.4%；如果考虑到服务业，这个比重更大。甚至可以说，我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于民营部门和新经济。新旧两种经济的性质和增长动力就对中国经济发展举足轻重。

    据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持续研究，由于没有突破旧制度，国有企业总体上效率低下，只是依赖于免费或低价获得的公共资源，在账面上显得有利润。如果剔除应付未付的成本以及政府补贴，国有工业企业2013年总体上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3.8%。按当年国有企业（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净资产52万亿元估计，旧经济至少拖累当年中国经济3.3%的增速。更加上近年来传统产业已经投资饱和甚至过度，导致了产能过剩，市场价格下滑，对原材料需求减少，进而又影响资源类传统产业的发展。在一些产业中，不仅存在着垄断和优惠掩盖的亏损，也显现出了负增长。如果有人处在这一领域，就会作出悲观的判断。

    关于新经济，目前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我们能够获得的，是电子商务的数据。我在《移动互联网的经济史性质》一文中，根据已有的数据作了初步的分析和预估。新经济，尤其是网购的迅猛发展，使电子零售迅速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从2005年到2015年，电子零售交易额平均每年增长72.3%。2016年，中国电子零售交易额达51708亿元，约占当年零售总额的15.6%。如此规模已经大到使当年GDP增速了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分析模型，到2025年，电子零售及其带来的工业增加值将会增速GDP约3.5个百分点。这还只是对电子商务一个领域的静态分析。如果考虑到整个新经济，考虑到动态因素，如导致的分工专业化的深入、制度与技术的变革，新经济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动力。如果有人处于这一领域，就会感到乐观。
 
    而在实际上，中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叠加和对冲。旧经济可能拖我们的后腿，新经济会让我们加速前进。而中国经济的底色，是还要经历二十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以及中国还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国际贸易中的“巨国效应”。根据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大国家会在国际贸易中较有优势。因为较大国家会有较大市场，会带来较大生产规模，进而带来规模优势。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则会由于国家巨大，市场巨大而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产品的平均成本更低，国际竞争力更强。而现在中国的平均工资至少还在美国的三分之一以下，所以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并且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由于有巨大市场，即使在劳动力成本偏高时，也会有竞争优势。

    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一个过程。农村人变为城里人，收入会有显著提高，生活方式会有显著变化，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量也会显著增加。他们带来了消费量的永久增加，也带来了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需求。这需要每年数万亿的巨大投资，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56%，而中国目前每年城镇化率大约提高1.2个百分点，要完成城镇化，即城傎化率达到80%，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因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稳定动力。城镇化和巨国效应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还会以一个相当高的速度增长。新经济和旧经济将会对之加以增减。

    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继续推动新经济，改革旧经济，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好表现。然而，新经济本来就生长于市场经济环境，如果是政府来“推动”，也许会适得其反，带来过度干预，反而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而旧经济，既然制度是旧的，且多年也没改好，期待中短期内的改革也许就不现实。目前的所谓“国企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混合所有制”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两个矛盾的作法。政党是政治组织，企业是经济组织，目标不同，由政党直接指挥企业，只能削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这显然会限制每一份股权的权利并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环境中，不会有民营企业愿意购买这样的股权。

    国企改革首要的任务，是要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中平等的竞争者，这首先要取消国企的垄断权，要求它们按市场价格支付资源租费，不再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并按市场规则向人民股东上缴利润。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垄断，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然而，我们不可太过乐观。因为国企管理层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每年的不当得利有数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财富谁也不愿意拱手相送。如在打破石油垄断方面，早在上届政府时期就有意图，本届政府虽然进入了操作，但进展缓慢，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只是部分放宽了民营企业的石油进口。按此速度，我们不能期望在中短期内看到卓有成效的国企改革。

    实际上，新经济和旧经济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既然都在中国大的制度结构下，处于同一大市场中，就必然会相互影响，包括交易、竞争、合作、渗透和交错。首先是交易。旧经济处于传统产业，也就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它们依赖于行政性垄断权，可以从新经济那里吸吮数万亿元的利益。例如在石油领域，据我们的研究，既管制又垄断的成品油税前价格一度高出世界主要国家同等质量成品油的价格的31%。2009年到2011年，因垄断高价带来的消费者损失高达11980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2013年）。2015年，中国柴油税前价格仍高出28%。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物流需求。而物流主要靠燃油支撑。而现在的增量部分主要是新经济带来的。

    垄断银行也通过既管制又垄断的高额利率差（3个百分点），并且主要以压低存款利率的方式从存款者那里攫取利益，2013年多获得了14709亿元的收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第二版），2015）。而按照既管制又垄断的贷款利率，大多数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还是借不到钱，它们在银行外金融市场上支付的利率要数倍于此。而银行外金融市场中的货币，很大程度上是旧经济受益者从银行体系中低息获得，并加息贷出的，这不仅是旧经济对新经济的盘剥，而且降低了新经济的盈利预期，进而会减缓资本向新经济的流入。

    而在另一方面，新经济又在挑战旧经济。在网络交易平台中发展出了网上支付手段，这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弥补了因国有银行的低效率而没有普及信用卡的支付缺陷，使中国大多数民众直接跨越了信用卡阶段，网上支付领先于世界。由网上支付手段的优越性，很快沉淀了大量资金，使网络交易平台公司迅速进入了金融领域。它们以高于国有垄断银行利率的利率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存款，迫使管制利率体系解体，推动了利率的市场化。2015年，中央银行宣布不再管制存款利率，从此以后，主要垄断商业银行的利率差从原来的约3个百分点下降到约2.5个百分点。

    类似的例子在出租车，教育和医疗领域中都出现过，如优步，滴滴打车的竞争不仅是与出租车司机的竞争，更是压低出租车司机“份子钱”的重要因素。网络公开课和远程教育使优质的教育资源让更多人共享，移动医疗和远程诊断也会使优秀的医疗服务不那么极端稀缺。最有潜力的挑战是新能源的挑战。例如2017年8月，太阳能发电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商情报网》，2017年9月25日）。由于太阳能发电可以采取分散布局，每家每户的房顶都可以是一个发电厂，它们之间是竞争的，也是瓦解大规模发电的垄断企业的重要力量。这些新经济向旧经济发起的挑战，促使旧经济改革。

    新经济与旧经济之间当然也可以合作。国有企业有很多垄断权和特许权，还有不少免费或低价获得的资源，但生产效率低下。它们可以把低价资源加价卖给民营企业，也可委托民营企业加工，还可将主营业务的较难部分交给民营企业，甚至委托民营企业盘活配置不当的资产。理论上，尽管其中一些作法有寻租之嫌，但却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即改进了资源配置，增加了社会福利。应该说，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合作，如民营炼油企业为石油垄断企业加工炼制成品油，民营电信企业为国有垄断电信企业推销基础业务。甚至网络金融平台的发展也是在与国有垄断银行的合作中进行的，例如支付宝不仅本身是支付手段，也可以作为银行信用卡的前端使用，据说有57.8%的信用卡用户是通过网络支付平台应用终端刷卡的。

    合作有成功，也有失败，前景并不明朗。这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占上风。如果是新制度（市场制度）占上风，民营企业的有效的治理结构会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民营企业配置资源的方法会改进国有企业存量资源的配置，就会推动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然而旧经济的惰性也是很大的。即使没有行政管制的保护，它们也是垄断的庞然大物。例如，在利率市场化后，大型国有垄断银行间显现着默契的利率卡特尔，它们把利率差维持在了2.5个百分点左右，不再降低。这仍高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的利率差约25-66%。当国企与民企在合作中出现纠纷时，后者往往因缺少政治资源而在诉讼中失利，也使不少民企裹足不前。

    进而，旧经济也会对新经济产生掣肘。旧经济的优势，是有雄厚的政治资源。垄断部门可以借助于行政部门限制新经济的竞争者入到本部门的市场。如不少城市出台了有关网约车的管制条例，对网约车有诸多限制，如网约车司机的户籍，汽车的排量和型号等。即使在新能源领域，有着政府的鼓励政策，如允许家庭在屋顶投资太阳能发电并网，并予以补贴，但由于并网仍需要得到电力公司的许可，后者没有动力给自己的竞争者开绿灯，所以这一政策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实际上，2016年中国太阳能发电量只有总发电量的0.6%。在这些行政部门的干预背后，可能存在着垄断利益。

    最差的结果，可能是旧经济与新经济合谋，利用旧经济的制度赚取利润。旧经济可以通过市场操作，如购买公司股权，或非市场的手段进入到新经济中。这也许喜忧参半。旧经济进入新经济，会加强新经济的政治资源，也会接受新经济的一些制度规则。同时旧经济也会把旧的制度带到新经济中。这些旧制度，如行政性垄断权也许是新旧经济合作的重要动机。如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行政部门的介入，限制竞争者的进入，把旧经济的垄断叠加在网络平台的巨大规模上，可能会形成更无人能撼动的垄断力量。一旦如此，新经济的活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实际情况很复杂，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确实是一个悬念。然而如果我们简化问题，假定城镇化和巨国效应带来的经济增长大约贡献5-6%的增长率，而国有经济仍维持现状，每年带来负的3.3%的增长率，而新经济带来逐渐增长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2025年可增速GDP约3.5%，2030年为5.5%，则合成的GDP增长率如下图。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而静态的估计，很可能并不会应验。事实将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唯一有把握的，是我们现在的行动，因为最好的预测就是行动，能使美好前景更为确定的是我们的努力。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责任推进新经济和改革旧经济。尽管他们控制的资源天壤之别，但不能小看一场大战中的无名小卒能够发挥扭转战局的作用。旧经济最大的特质就是利用行政力量维护已有的看得见的利益，而新经济的最大特质就是会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却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历史往往表现为，新制度最终会替代旧制度，但并不保证这一过程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