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究竟处于增长转型的什么阶段？这是新近争议不决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乐观的声音，认为设备投资的大规模更新换代，将给已经触底的制造业投资带来新的提振，说制造业的“春天”来了也一点都不显武断；有谨慎的声音，认为随着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迈入“新时代”，转型改革面临“新诉求”，中国经济必须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也许更低的增长平台。我们更倾向于后者，从“更高速增长”向“更高质量发展”战略转变，需要多一份思辨后的清醒，多一份权衡后的担当。

    以中长期视角来看，2012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实际GDP增速长期保持在8%以上，其中主要仰仗于出口和投资的拉动，消费增速虽相对逊色，但增长同样可观。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最鲜明的变化体现为出口的凋敝。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不断扩散，2012年中国出口同比仅增7.9%，远低于此前16年中17.5%的增长中枢，且在此之后继续下滑，到2016年同比已跌至-7.7%。与此同时，投资和消费增长也呈现出逐年回落的情势，但相对而言投资下滑幅度更大。

    随着三驾马车均不同程度地减速，中国实际GDP增速由2011年的9.5%渐次下滑至2016年的6.7%。与此对照，对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原因可以看得更清楚：出口对GDP同比从2016年-0.5%的拖累转为2017年前三季度0.2%的拉动，同时投资的拉动进一步收窄了0.5个百分点。简言之，出口超预期的强劲，房地产投资超预期的平稳，是中国经济表现屡超预期的两个最重要原因。

    2012年以来，伴随经济增速的逐级放缓，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趋势凸显。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011年的44.4%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51.6%，不断超越第二产业；2015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也持续超过固定资本形成。可见，服务业和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与此同时，2012年以来，第二产业持续的景气不振，也带来了制造业技术升级、产业结构高端化的发展特征。因此，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研判、以及宏观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增添结构性的视角，对新经济与老经济、对经济的存量与增量给予合理的区分。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的加速期，这无疑带来了新亮点、新动能。但目前中国经济尚处于结构调整的初段，新经济的体量尚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重返高增速。

    第一，消费对GDP的贡献提升，主要来自投资拉动力的大幅减弱，而非消费拉动力的绝对增强。若拉长时间轴来看，2000-2011年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一直在5.3%的中枢上下波动，2017年前三季度其拉动力从此前的低位回升至4.5%，相较前期尚有不及（图1）。其重要性的凸显，实则更多反应的是投资贡献度的持续衰减，并不能代表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主导。而且，随着近期汽车和房地产相关消费的转弱，消费短期内还可能承压。

    第二，中国服务业占比上升更多是后发赶超的意义，目前尚不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成熟经济体的差距尤甚。关于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与第二产业占比“此消彼长”的变化，需要先做一横向比较：按照世界银行口径，2016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达到53.3%，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达到59.2%，高收入国家早在1970年占比就在55.7%，2015年已上升至74.2%（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占比经历了三个较快上升的时段，分别是1983-1992年、1996-2002年和2012年以来。经过这几轮的快速上升，中国服务业占比不断向中等收入国家靠拢。因此，将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攀升理解为中国在经济结构上进一步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也许更加贴切。

    第三，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存在“价格幻觉”的成分。考察GDP实际值构成发现，中国经济中第二产业仍占主导。同样采用世界银行口径，1996年以来，中国实际GDP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第二产业占比由1996年的40.2%稳步上升至2016年的46.7%，同期第三产业从38.9%缓慢提升至45.6%。在剔除价格因素后，近年来除了第一产业占比下降之外，中国产业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图3）。我们从名义值中观察到的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2012-2015年工业品价格大跌，而服务业价格降幅有限，导致二、三产业的GDP平减指数呈现出巨大差异。这一状况在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得到扭转，随着工业品价格的连续急剧攀升，2017年第三产业占名义GDP比重上升的步伐或将明显放缓。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逐步推进，GDP增速中枢的方向是向下，而不是相反。注意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二产>三产>一产（图4）。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入到第二产业，带来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而在当前的经济转型阶段，随着大量人口从工业进入到服务业时，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就可能是反向的。这也是我们从很多发达国家经济史中看到的现象，并被冠之以“库兹涅茨效应”：在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占比并不断提升的进程中，一国GDP增速的中枢都是下移的。因此，在讨论各种各样周期，甚至一味宣扬新周期的时候，应该铭记这一基本的经验事实，理解所谓周期不过是叠加在趋势上的波动而已。人为的财政货币的扩张可以短期使它偏离潜在增长率，但最终还会有个均值回归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转型的上半场，传统部门仍是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首先，GDP在现有增速平台上的企稳，仍主要来自中国经济的传统驱动力——出口、基建和地产对总需求的有效托底，这令第二产业的收缩明显放缓，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也是在这一语境下讨论的。其次，才是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开始迎头追赶中等收入国家，但尽管其在发展中涌现出诸多亮点，在体量上仍不足以全然抵消传统经济收缩的趋势。举例来说，10月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29.3%，而这还只是一个增量意义上的比重。

    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方向，仍需倚重于对房地产周期、基建力度、出口景气度、居民收入与消费、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变化。在此基础上，应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动能予以更多关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对决策部门来说，既“不忘初心”，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美好前景为锚，区分战术性目标和战略性目标，又“砥砺前行”,塑造“能进能出”的微观竞争环境，“能取能舍”的宏观调控定力，方为辞“旧（经济）”迎“新（经济）”的真义精义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