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中午，我看到了阿里“达摩院”的新闻，很是吃惊。因为急着要见一位朋友。就花了20分钟，就匆匆写了篇文章，挂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这个公众号其实是我的“日记本”，记录一些碎片化的想法，和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面向小众。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完全是在预料之外。这篇文章中，有不当的观点、有情绪化的言论，更有很多未尽之理。很多朋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对此，我表示歉意。

　　其实，对于马云先生，我是非常敬仰的。他是个草根出身的外语老师，却用自己的远见和魄力，成就了伟大的商业帝国、造福了亿万百姓。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国人的骄傲，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然而，尽管如此，我对“达摩院”见诸报道的一些做法，还是持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当然，或许还有些高招会陆续发出，不足以对外人道，那就恕我多虑了。

　　马云先生是个曾经创造奇迹的人。但是，马先生创造奇迹，恰恰是因为他遵循了客观规律。例如：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抓住基础技术发展的时机、迎接社会需求的变化、适应国情的特点；提前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做出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从这种意义上说，马云先生就是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伟大时机、也抓住了中国在特定时代的需求和条件、是符合规律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马云先生可谓这样的俊杰。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人物和团队也可能犯错误，甚至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无论能力再强、愿望再好，要想取得成功，都要遵从客观规律。科技事业更是这样。我们不要只看到某个科技事件的发生的偶然性，还要看到偶然现象的背后也有必然的规律。我对达摩院的质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阿里违背这些规律。

　　在科技界，奇迹的背后，往往都有巨大的付出、超乎理性的执着。“板凳需坐十年冷”，是科技界公认的一个道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在成功之前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预估的、外人更是看不透的、很难得到关注。所以，要长时间坐“冷板凳”。前几天有个帖子：有个诺奖获得者在获奖前，因缺钱而关闭了自己的实验室；这就是冷板凳。当然，他一旦出名，也就不愁没钱了；科技创新投入的难点，在于支持这些坐在冷板凳上的年轻人和无名小辈。

　　但是，科技创新管理的工作最大难点，是不知道把钱投给谁。有个说法是：好的项目，往往只有10%的人支持。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曾说：好的项目往往是被专家投票投掉的。但这个观点不能反着用：不能说10%的人支持的项目就是能成功的。国外有个统计：3000个新想法中，才有一个能够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如果随便对一个新的想法都去支持，投再多的钱都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关键问题是：投资科技项目的机制应该如何定？

　　从效率的角度看，企业研究院应该比政府更有效率。上个世纪中期，IBM、贝尔实验室等美国大企业也雇佣了大量一流的科学家，包括很多位诺奖获得者。晶体管就是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第三代研发》这本书，将其称之为“第一代研发”。但是，时移世易，第一代研发走入了历史。

　　为什么呢？主要是利益机制问题。前沿科技、尤其是基础科技的发展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很大，但企业能够得到的利益却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企业是追求利润的，企业把过多的资金投入到前沿科技，对企业来说往往并不合适。于是，前沿科技的经费现在主要由政府、公益组织来承担，成果归社会所有。对相对前沿的应用型研究，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或者购买技术的方式获得技术。现在，企业的所谓科技创新，主要是直接面向市场和应用的产品开发。这些项目的风险相对较小、投入产出比相对合适、 企业的研发，要遵从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典型的要求包括三条：技术与业务的结合、长期与短期的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具体地说，企业研发本质上应该服务于自身业务、这样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据说，华为每年的科技投入有600多亿。但是服务于企业自身需求的、也是逐步发展的结果。其实，华为要养活8、9万研发人员，600多亿其实也不算多。但在这600多亿中，前沿科技的研究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即便是这一小部分，本质上也是为业务服务的、尤其是为未来的业务服务。这是国际上大企业通行的做法。华为也有很多“大牛”、对企业贡献很大，但几乎都不是“聚光灯下”成长起来的。这么牛的一个科技企业，居然没有院士、也很少得国家奖。这背后也是规律的体现：国家追求的科技和企业不一样。由于篇幅关系，就不多谈了。通俗地说：企业搞科研，要有“基因”、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要有服务于业务的逻辑、不能太急躁。如果没有过程和传统，选择项目、选择人都是要费很大工夫的、也很容易出错。对于前沿科技，没有这样的积累，三年之内做出成绩是很难的。

　　“达摩院”的投资会不会是为基础研究做公益呢？我想做公益有更好的办法。例如，直接资助一些科技团队，而不是纳入自己的旗下。这也是国外通行的做法。

　　有人说，增加科技投资有什么不好呢？其实，增加科技投资真的可能不好。“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规律。在科技上也照样适用：在有限的投资下，人们往往投更加“靠谱”、投入产出比更好的项目。所以，从统计规律上说，钱投多了以后，投资效率就会下降。

　　我们经常羡慕国外研发投入很高。但在我看来，科技投资的数量是“结果”而非“原因”。科研投资多是企业对科研投资的投入产出比高的结果。其实，科研投入产出比越大、企业投资就会越多：因为企业总是乐于投资于投入产出比大的业务。所以，科技投资未必可以看成“原因”：盲目投资会降低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会挫伤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会助长浮夸的风气、反而对创新是不利的。这里可以展开的话也很多。

　　我认为，要健康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最关键的是提高科技工作的“投入产出比”、即经济性。事实上，企业的技术创新本质上就是企业的投资行为。

　　在当今社会，如果能够通过科技创新赚钱，其实不愁没有投入。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比太低。而投入产出比低的重要原因，是投资人（包括国家、企业和创业者）对风险的把控能力太差、管理能力太差：可以说，有些项目一开始就可以判断必定失败，但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投资，让我看着都心疼。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比”有很多方法，关键是提升风险把控能力。比如掌握创新的规律、学习好创新的方法、理清创新的利益关系、建立更适合创新的市场环境等。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的事情。

　　回到文章的开头，好的科技工作，是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这也是规律、是提高“投入产出比”的要求：因为一个做不好的项目，可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是，如何才能让科技人员安心冷板凳呢？我们可以反着问：是什么问题让科技人员坐不住？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钱少和钱多。20年前，我同宿舍的博士同学选择出国。因为他当时留校的月收入只有800块，实在养不起家。这就是钱少导致“坐不住”。现在很多“青椒”仍然面临着因为钱少而坐不住的情况。

　　而所谓的“钱多”，就是看到别人挣钱太多、发财了、出名了，自己坐不住了。清华一位著名教授，反对教师创业，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我也反对对科技人员过度的“激励”。过度的激励，也让大家坐不住、总想着如何挣大钱、如何投机取巧。这时，很多人不是选择下功夫把事情做好，而是尽快把不成熟的成果进行包装、尽快获得好处。长此以往，科技界的风气都搞坏了。这也是引发我对“达摩院”的做法感到担忧的重要原因。

　　在这次争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种现象：从事科技工作的专家，往往支持我的看法；其他领域的朋友，往往乐观其成。“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科技活动的难度，确实是外部人员很难体会的。十多年前，殷瑞钰院士说，做大事“快不得、慢不得”：快不得就是不要急功近利，慢不得就是要只争朝夕、不能懈怠。对于科技创新，真的也是快不得。太快了，就会浮躁；浮躁，就打不稳基础；打不稳基础，最终还是浪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在一线从事科技工作20多年。深知科技工作、科技管理工作的复杂和艰辛。眼见很多原本打算促进创新的政策，最终走到了期望的反面。这种教训真的是太多了。科技界必须尽量抑制好大喜功的心态。我想，达摩院的目标很伟大，但一定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也自然非常担心他们会过于乐观、犯“拔苗助长”的错误。

　　这样，我一时心急，就写了那篇文章。对于阿里的评论，我或许是太苛刻、太武断了。但无论如何，搞科技必须尊重科技发展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美好愿望为转移。要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进入科技创新的自由王国，关键是做到“不逾矩”、不做违背规律的事情。

　　最后，祝福阿里、祝福达摩院，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文中不对的观点，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