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收到伦敦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朋友一封短信，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要求一个经济学者回答一个问题：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他说一个五百字的答案足够。问题有趣，该年九月我带着杨怀康到阔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是从香港坐飞机去的！见到姊姊一家，恍若隔世。

　　在那三天行程中我认识几位有等级排列的干部朋友。我对经济现象非常敏感。当时的广州贫穷毋庸细说，但我重视的是干部的等级排列。我想，人类天生下来就不平等，上苍之赐使然。要是资产的权利平等，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可以有社会的均衡。后者是当时我在广州见到的情况：以等级界定的物质享受细节明确，跟今天的不同。今天，地区干部的等级排列是商业机构的排列了。

　　推断中国反对者众

　　我要到两年后才惊觉：当年中国干部的等级排列是为了在资产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减少竞争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后，我得到的结论清晰：中国需要的经济改革，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时我肯定这是改革的关键，但要用上什么机制才能转过去呢？我要到一九八三年初才想到：通过承包的合约转变！那时我已经出版了《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

　　五百字的要求，一九八一年我寄给伦敦一份厚厚的足以印成一本小书的文稿。该社的老编很高兴，要立刻出版，但却轮到我这边有困难：读到该文的朋友一致反对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

　　反对最强烈的是两个人：一九七九年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舒尔茨（T. W. Schultz）与一九九二年才获诺奖的贝克尔（Gary Becker）。可能因为刚获诺奖不久，舒尔茨寄来的信老气横秋，说经济学不能推断经济改革这种事。此君大名，善行政，但没有发表过一篇档次高的经济学文章，他怎样说我不管。问题是贝克尔。他是我认识的分析力最强的经济学者。他欣赏我的创意；我欣赏他的分析力。君子和而不同，奇怪地，贝兄和我永远不同（一笑）！

　　当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地下笔，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推错了黄河之水也洗不清。我这肯定推断是在承包合约来得明确之前。当时我看到两项明确的局限转变，认为转回头近于不可能，就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局限转变看得清楚

　　我不容易说服街上的人——而今天看不容易说服经济学者——是局限的转变只要掌握得准确、足够，有公理性的经济学的推断功能跟自然科学的没有分别。好比一九八四年我见到在珠三角一带，合同工纷纷取代国家职工，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当然又给外人骂个半死。我怎可能错呢？一个国家职工转作合同工，只要有市场，不管有没有借贷，利息率存在，这是费雪的天才之见。跟着的推理是，一个合同工可用他的预期收入，以利率折现而求得自己的身价，即是自己成为一个小资本家。国家要走回头路，怎会得到那无数的小资本家的同意呢？这跟牛顿说苹果脱离了树枝，下跌到一半不会回升到树枝上去一样。经济学的困难是从事者学不到家。

　　作为一门有公理性的实证科学，解释人类的行为，经济学不仅可作事后解释，也可在事前推断。一九八一年我说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推断。然而，这推断需要掌握有关的局限转变非常困难。我能成功，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关键性的利益团体，而两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来得很夸张。我不是侥幸地猜中，而是侥幸地遇到一个我可以肯定地掌握着切要的局限转变的情况，让我放胆地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至于中国的改革给人类带来一个新时代，则是我的另一项回报了。

　　科斯定律有严重的错

　　同学们要找机会细读《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书。其中我指出“科斯定律”有错。科斯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会怎样怎样。我说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这点科斯同意，阿罗（K. Arrow）也同意，只是当时大家不认为是重要的。后来我愈想愈重要；科斯本人也认为重要。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市场！这个问题难倒我很多年，要到二〇〇七年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我才想到答案。

　　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呢？这是大难题，因为专业产出与收入分配不需要通过市场。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牵涉到的交易或制度费用很多：公安、法律、金融、管理等费用，在先进的市场经济，一般的估计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果这些费用一律是零，由一只看得见的手指导生产与分配，没有市场会节省很多资源。

　　为什么会有市场我想了很久。第一个破案的关键，是九十年代中期我给交易或制度费用来一个广义的阐释：在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一律是交易或制度费用。过了几年我想到，租值消散是一人世界不存在的，所以这消散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中的一种。再过几年，一个难得一遇的漂亮思维出来了：市场的出现，是通过引进法律、公安等多项提升交易费用的法门，来争取采用市价这个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从而减少足以灭绝人类的租值消散！这里含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费用替代理论：提升我们日常见到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来替代也算是制度费用的租值消散。

　　从郭伯伟到林山木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我在美国，杨怀康从香港给我电话，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告诉他，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嘱我申请。早上半年，科斯找我，希望我能到香港工作。他认为我是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最多的人，又懂中文，听说中国可能开放改革，我应该到那里解释一下市场是什么一回事。从我那里听到港大将会有空缺，他促我申请。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到香港任教职的。一九七八年，在香港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信报》的老板林山木。当时的《信报》跟今天的不同。山木重视学术文章，尤其是经济学的，不管读者懂不懂！侯运辉、杨怀康等青年写什么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学说，谈什么交易费用，山木一律照登。这大胆尝试是后来《信报》赢得中环读者的主要原因吧。

　　我回港任职后山木当然要求我写稿。一九八三年十月，他给我在《信报》起了一个名为《张五常论衡》的专栏，每星期要写两篇之多。勉为其难，但过了不久我发表了两篇有趣的文章——《邓家天下》与《卖桔者言》——读者热闹起来。后来好些人说，这些是经济学散文的开山之作了。我自己呢？见读者喜爱，就继续如此这般地写下去。在《论衡》我一口气地写下后来结集的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希望能协助中国改革选走的路。

　　一点关心赢得两篇大文

　　我不是个改革者。只是年幼时见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街头，而自己后来有机会求学，一发劲，三招两式就成为学者，认为中国的青年也应该有类似的机会。想当年，北京的朋友很快就知道我是那样的一个人，在多方面协助，我要求什么数据他们立刻提供。尤其是《再论中国》，没有他们的协助写不出来。有影响吗？很难说。当时我不敢希望他们依我的去做，只是希望他们读我的文章。后者，我算是成功了——超出我下笔时的期望！

　　在学问的进取上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重要如中国的经济改革，数世纪难得一见的，纯从学术那方面衡量，最重要的两篇英语文章皆由我写出来，而且写得好！其一是一九八一年我准确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这推断准确是因为我看到两项关键性的局限转变，而且来得夸张。其二是二〇〇七年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后者的运情是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佃农分成制。要是我没有在早上四十年写好《佃农理论》，我不可能解通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制度的密码。因缘际会，在人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我能写出两件关键性的作品，可谓不枉此生！

　　昆山之行看到现象

　　一九九七年，我到昆山为先父研发出来的抛光蜡找厂房用地。因为原料的进口成本过高，是不可能赚钱的小生意，只是母亲说父亲的发明要保全下来。那趟昆山之行，我察觉到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抢客”，其激烈我以前没有见过。地区之间有竞争是老话题，但我见到的激烈程度彷佛是多间商店销售同样物品。怎会是这样的呢？百思不得其解。我要到二〇〇三年，得到一位地区干部朋友的提点，才恍然而悟：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每个县的政府是用出售土地的使用权利来引进投资者带来的收入。因为多种权利皆界定得清楚，一个县于是成为一家商业机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出现了。

　　不是简单的学问——其实深不可测。是我之幸，因为通过增值税的安排，县干部的收入是佃农分成。增值税是没有利润也要支付，所以是租而不是税。也幸运的是我早就考查过中国改革初期的层层承包，从而知道县际出现的竞争是通过层层分成。也不容易，因为从分成的角度看增值税，这税率所有地区一样，是以为难。我要到二〇〇四年的一个晚上，在半睡半醒中想到马歇尔曾经写下的一个脚注，才全部解通县际竞争这个绝妙制度的密码。中国当时有两千八百六十个县，其竞争抢客的激烈可想而知。

　　生命短暂上苍仁慈

　　做学问要锲而不舍——这点能耐我是有的。我也有不寻常的杀手本能，即是一个研究项目开了头，我是见不到成果不罢休。然而，作为一门公理性的实证科学，经济学既可事后解释，也可事前推断，实验室的存在与操作一定需要。不幸的是，复杂无比的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唯一可靠的实验室，而此室也，我们无从操控。别无选择，从事经济研究的要不断地到真实世界跑。这是我个人的取向。

　　问题是人的生命短暂，我能活到今天的八十二岁，上苍的仁慈与医疗的发达都是原因。事实的观察需要累积，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后的六十五岁才动笔写《经济解释》，写了四次，从起初的三卷到今天的五卷，断断续续地写了十七年。

　　一夫之勇与好的经济学

　　《经济解释》到处都是假说验证，从街头巷尾的观察到古今中外的史实，都要有掌握。因为频频引进交易费用，有趣的定律彷佛信手拈来。《经济解释》跟马歇尔的传统有两方面的重要分离。

　　其一是除了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所有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我完全不用。需求量是指意图之量，不是真有其物，但有关的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我保存下来。我把不是真有其物的功用（utility）放进废纸箱内，跟贝克尔等大师是过不去了。贝兄是“功用”大师，而我则认为没有边沁（Jeremy Bentham）这个人，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好。功用函数这种玩意，作者中了套套逻辑之计不容易知道！同学们不妨参阅一九七二年我发表的《婚姻》与贝兄一九七三年发表的《婚姻》，比较一下。还有，贝兄认为我一九七八年发表《座位票价》一文是解释错了，我却认为是好文章，同学们也要读该文，作自己的判断。

　　其二，为了要让出很多空间，方便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引进，我把经济学的整体简化为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个基础，其他可以完全不用。当然，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要用出很多的变化才可以展示出无限的威力。

　　科斯谢世前几年，不断地要求我把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他很不满意经济学的发展好些年，但我的不满比他来得早——约早上二十年吧。要凭一夫之勇把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很夸张，不可信。然而，从近两三年的发展看，科斯和我的期望可不是白日梦。今天我相信，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的机会不差。这是因为读我《经济解释》的多是商人或干部。他们读不是为了考试或名头，而是认为对他们有用处。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