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Ÿ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中文版，终于出齐了。它们是——《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进化史》、《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和眼下您手里这本《信仰的本能：人类宗教进化史》。
 
　　基因、人类、进化与信仰，这几个词汇显然不是这几年才热起来的。比如基因这个词语首见于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的《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人类”这一词语，如果用类型学角度看，应归功于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35年提出的，关于植物、动物命名的“双名法”；进化，则因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风行世界。信仰，这个词难以追溯词源学意义上的出处，但从传说中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编撰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埃及亡灵书》中，已经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人类对冥冥之中神灵的敬畏、虔信和膜拜。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年——很难说从哪一年开始，悄然出现了这样一股思潮和冲动：重读、重思，乃至重新诠释这些耳熟能详，凝固在教科书中的语汇。
 
　　这背后透着什么样的觉醒，亦或忧虑？
 
　　一、基因
 
　　1987年1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有一篇重要的论文，作者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阿伦Ÿ威尔逊（Allan Wilson）和他的两个学生（RebeccaCam ， Mark Stoneking），论文的题目是“线粒体DNA和人类进化”。
 
　　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彻底转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率先从古人类化石中提取出DNA的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Bryan Sykes，将依据这一方法做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形象地称作“夏娃的七个女儿”。
 
　　在人类与他的灵长类远亲分道扬镳的旅途中，在寒冷的冰河期与温暖的间冰期，人类先祖穿越中非大峡谷抵达尼罗河三角平原，辗转来到两河流域、爱琴海周边，又长途跋涉远赴恒河、南亚，来到黃河岸边的一次又一次迁徙中，有太多的疑问需要回答，太多的谜底需要揭开。
 
　　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从此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精准度大大提高的工具：DNA。在《黎明之前》这部书中，韦德写道：有DNA这个工具在手，我们可以为达尔文所预见的框架添砖加瓦。
 
　　萦绕在人类脑海中数千年的问题，又一次涌上心头：传说中的伊甸园在非洲，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体毛是什么情况下褪去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催生了语言？第一拢篝火、第一爿篱笆墙，第一处村落如何形成？人类又如何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意味着什么？
 
　　原始部落中的财产、婚配、祭祀、舞蹈、音乐，是何种形态？它的生发机制和文化寓意是什么？群体如何形成？维系族群秩序的凝聚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亦或二者兼有？又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基因，基因的遗传、突变、嫁接，如何扮演人类进化道路上那只神秘的“上帝之手”？
 
　　一大波又一大波问题袭来。
 
　　对今天的普通大众来说，对基因问题着迷，除了那些不断冒出来的好奇的问题之外，为基因问题所困还有一个因由，就是转基因，以及基因编辑。
 
　　2015年度诺贝尔“生命科学突破奖”颁发给了发现基因组编辑工具“CRISPR / Cas9”的两位女科学家——珍妮弗·杜德娜和艾曼纽·夏邦杰。传统的基因重组、嫁接技术，似乎开启了更加宽广的可能，有了更加精细的画面。基因敲除技术、特异突变引入工具、定点转基因理论，已经为人工合成生命展示了诱人的前景：新生命、新物种，乃至生命的永生，令人展开无限的遐想。
 
　　在人们依然被复杂、神秘的基因学搞得头晕眼花、且心神不宁的时候，将这一术语与本能、进化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将会引发怎样的嬗变？
 
　　二、本能
 
　　如果说，基因是从“科学”一侧看待人类本质的一个用语的话，“本能”则是从“人文”一侧看待人类本质的。
 
　　一次应激反应、一次脸红心跳，当我们说这是人的“本能”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用韦德的第二本书《天生的烦恼》中的观点来说，本能即意味着“与生俱来”。但是，停留在承认某些特质与生俱来这个层面，远远不能解释人类个体与群体、历史与演进中的复杂性。需要面对的，恰恰是“本能何以在演化中铸就？以及如何铸就的？”这样的问题。
 
　　1960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里，一项由吉布森和沃克（Gibson & Walk）主持的实验正在进行。36名6-14个月大的婴儿，被放在一个铺着格子床单的床上，床上有一块透明玻璃，玻璃延伸出床边，与地面形成一个类似悬崖的落差。格子床单垂着铺到地面。
 
　　孩子的母亲在“悬崖”这边呼唤婴儿，看孩子能否顺利地爬过来。
 
　　实验的结果令人深思。只有3名孩子非常迟疑、犹豫地爬过了床沿，其余的孩子都以各种方式回避这个貌似“悬崖”的危险地带。
 
　　孩子是如何知道他即将面临深渊的危险的？难道“如临深渊”真的是一种刻写在记忆深处的本能反应？动物心理学家们按照同样的思路检验了小鸡、小山羊、小绵羊，结果证实了这样的猜测：避免失足落崖，真的是生命的本能。
 
　　对本能的研究，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长期游离于机械论者的视野之外。在机械论者看来，这个世界总是可以拆解成说得清、道得明的零部件，按照一定的原理装配到一起。机械论者认为这个世界像钟表一样精确、可靠。直觉、本能、意识等等，这些无法直接拿在手中的东西，完全不入他们的法眼。
 
　　更要命的是，曾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这种精确、可拆分的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与物种演化联系在一起，断定物种的进化是按照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的。
 
　　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反对的，恰恰是这种机械的、还原论的世界观。除了反对将本能与机械的世界观挂钩之外，韦德还有更大的抱负，他试图解释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地带：宗教的来源。
 
　　三、信仰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理解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艰深的事情，或许因为缺乏直接的体验，又或许因为缺乏文化底层的纽带。即便有一些无法言说、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无神论者也只能将其归之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甚至轻言迷信而不屑。当然，信仰与宗教也还是两回事情。
 
　　韦德的三部曲一路写下来，最终触及到这个“坚硬”的难题：将信仰与本能联系在一起，是否可能？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能！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书的意义就在于“证明本能的宗教行为的确是人类本质进化的一部分”（p18）。并且，这种行为至少在五万年之前就已经印刻在我们的神经线路之中。
 
　　这一“刻写”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韦德的分析，对那些走出非洲、处于大迁徙中的氏族部落的人们来说，与超自然的神灵直接接触的方式，不外乎稀奇古怪的梦境、神情恍惚的嘶喊、癫狂的舞蹈，还有丝竹鼓器发出的音乐声。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以万年为尺度的艰难进程。这依然是宗教的胚芽，是野性的、初朴的宗教情感。
 
　　宗教得以成型，有赖于祭祀、占卜的仪式化，有赖于祭司阶层的出现。韦德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平权结构，在定居之后出现劳动分工，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威权体系了，祭司出现了。祭祀代替了舞蹈，大祭司垄断了与神灵晤谈的通道。
 
　　伴随祭司阶层的，是占卜体系的出现：“在狩猎采集者中，宗教行为要求群体的所有成员全副身心投入，参与整夜激昂的仪式。定居社会的宗教则冷静得多，注重牧师所叙述得交易，经常对异议者或异教者施以高压。牧师们还试图压制宗教得狂野一面，认识到它们对现存体制的威胁。”（P150）
 
　　韦德认为，宗教思想是进化来的。宗教思想有其生物学基础，韦德列举的证据包括梦境、恐惧、恍惚的心智状态、原始舞蹈和音乐等等。这些初朴的意向，最终与作为人的道德感纠缠在一起。韦德强调，“宗教和道德共享同一个来源于进化行为的共同特征：两者都植根于情感。”（P29）
 
　　宗教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情感的“强势纽带”，在于其以仪式感、神秘感、崇高感，霸占了“道德情操”。“一种新型的行为进化而来，它促使个人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新的行为即是宗教本能，它把道德直觉强加于人，使得他们对违反直觉的后果深感恐惧。”（p49）
 
　　在这一点上，韦德的观点与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类似。涂尔干认为，宗教是针对神灵的实践和行为的统一系统。换句话说，信仰和行为统一成一个道德群体，这就是大家共同服从的教会。
 
　　不过，与涂尔干略显空泛的、思辨色彩浓厚的论证相比，韦德充分借助了现代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新近成果。他花费大量笔墨，讨论了道德的生理学基础，以期将“信仰植根于本能”这一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
 
　　不管韦德是否达成了这一宏愿，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显示其学术探究的可嘉勇气了。
 
　　四、进化
 
　　为了寻求宗教进化的生物学证据，韦德可谓下足了功夫。但是，要圆满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同时接受这种一种局面：善恶本能在生物基因中同时并存。宗教情感结合道德情操的演化，似乎在暗示从本能、天性来说，善的力量本能地压倒了恶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点点。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为此争吵了数百年。祭司、国王、修士、教皇、占卜者、游吟诗人们，为此争吵了数千年。
 
　　在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之光的旗帜下，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亚当Ÿ斯密断言，“我们的晚饭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赐，而是来自他们的私利。”这一断言为私利正名、为财富壮胆，信奉勤勉、辛劳的清教徒们，获得了理论的强力支撑。然而，以今天的观点看，韦德在面对“自私的基因”时，也不免左右为难。
 
　　按韦德的断言，“因遗传形成的神经线路是宗教行为的基础，这在狩猎采集时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P69），然而，宗教如何在适应这种漫长生物演化的进程中，保持其内在的“本能”呢？美国心理学家史蒂夫Ÿ平克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Ÿ道金斯，都认为宗教不具有这种内在的适应性。
 
　　韦德不同意这一点。他在书中写道，“比起不信超自然力量的人和群体，愿意相信这种力量的人民就会形成更为和谐的社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对超自然信仰的倾向就会为自然选择所偏爱。”（P87）韦德进而问道，如果宗教具有适应性，那么它是如何进化的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不但出现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出现在群体层面。这一结论得到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Ÿ威尔逊的支持。
 
　　韦德断言，“5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的时候，所有宗教元素已经存在，被古人类的所有后代所继承。”（P87-88）这一结论虽然有待更多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试图将宗教动因与本能挂钩，着实体现了当代学者试图拯救宗教的内心冲动。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Ÿ福山就认为，宗教在产生社会资本中的作用被低估了。
 
　　被法兰克福学派猛烈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在步入20世纪后不免步履蹒跚。虔诚的基督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与日本佛教人士池田大作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后以《展望21世纪》为题出版。两位饱含宗教情怀的学者，对宗教精神的失落充满了忧虑。如何重建信任，不仅是说重新对信任树立信心，而是说重新理解信任，重新回到辽远的过去，从宗教萌生的远古土壤中去寻求灵感和帮助。
 
　　宗教精神的复兴，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五、未来
 
　　与其说韦德提供了一个结论，不如说韦德提出了一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视角。这一点从本书第九章的标题“宗教的生态学”可以体会。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象征着高级宗教介入世俗世界的开端。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两千余年的世界文明史，孕育出东西两大系列六种高级宗教，包括东方的印度教和佛教，西方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的共同本性是：宣称有某种超越人类精神的终极存在，立志祛除人类自我中心的原罪，提供解脱世间痛苦的途径。
 
　　高级宗教与世俗帝国的冲突，成为主宰文明走向的一股强大力量。基督教会初创时期与罗马帝国的冲突，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发轫于犹太圣经传统的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是信奉一神教的高级宗教。近2000年的演化史中，除佛教之外的这些高级宗教，无不演绎着一出又一出的征伐和屠戮。他们都声称遵从圣经的谕示：“上帝赐福于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及大地，去征服海中之鱼，天上之鸟，及地上的所有走兽。”（《圣经Ÿ创世纪》1：28）
 
　　对道德的诠释、对秩序的向往、对威权的捍卫，成为高级宗教证明其正当性、合目的性的内在动力。韦德对此评论说，“宗教的基础是与超自然力量的谈判，促使神灵颁布该社会领袖们认为最为适宜的规则。”（P219）
 
　　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争夺耶路撒冷，以及以拯救的名义灭绝阿兹特克人，这一切都是在以教精神的感召，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人们不禁要问，宗教为何如此令人恐惧？团聚社会的同时，也让人癫狂？无论教派之争，还是信仰之战，每一个宗教团体的人们，都坚定认为真理在握，上帝在自己这一边。
 
　　马丁Ÿ路德和加尔文改教运动之后的近500年来，基督教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腐朽、堕落的教会阶层遭到唾弃，子民通过自己的方式阅读、解释、认同圣经的道路被打通，节俭、勤勉、辛勤劳作的新教徒，找到了亲近上帝、承接恩典的新的方式。被马克斯Ÿ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灵魂的新教伦理，成为现代国家崛起的精神支柱。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的100年里不幸堕入了宗教冷漠、疏离的时期。韦德注意到，在欧洲，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口比例，法国从1975年的22%，下降到1998年的5%；德国则从1975年的26%，下降到1998年的15%。上世纪末，伦敦《经济学人》杂志曾堂而皇之地刊登出一幅上帝的讣告。
 
　　韦德承认，“宗教退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P283）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结论。宗教真的没必要了吗？韦德认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宗教的根本元素不是神学，而是道德。“与教会失去直接政治力量相比，它在道德权威的衰落就比较难以接受。”（P284）
 
　　“能不能有无神的宗教？”（P286），比如佛教。韦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提法事实上在汤因比的历史思想中曾经不断出现，也是脱胎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过程神学”的某种折射（《过程神学》，小约翰.B.科布 / 大卫·雷·格里芬）。所谓“过程思想”，即认为上帝永远不能单独创造，而是一种与被创造物的共同创造，在这种持续创造中的上帝的作用，随着每一能量事件的自我创造，把最初的目的赋予每一能量事件。
 
　　韦德这样问道，“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宗教转变成更为适合先进时代呢？三个一神教的产生是为了适应许多世纪前的社会条件。他们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永远持续，除非它们变成一些莫扎特的著名歌剧，让人百听不厌。但莫扎特并不是音乐世界里的完美终点。”（p290）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汤因比对佛教千余年平和、宁静的传播方式所感染、打动。在为中文版《展望21世纪》所撰写的序言里，两位对话者表达了这样的观察：“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其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
 
　　汤因比本人更是毫不犹豫地将21世纪称为“中国的世纪”。然而，我在读毕韦德的三部曲之后，却久久不能释怀：为什么从马可Ÿ波罗到利玛窦，从莱布尼茨、白晋、张诚到马戈尔尼，从汤因比、荣格、海德格尔到普里高津，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智慧的打开度的时候，我们却与世界一再地擦肩而过，对整个人类的进化洪流与脉络显得如此陌生？
 
　　20余年前，伴随“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深深地卷入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今日之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网络大国。然而，对整个世界似乎依然陌生。作为无神论者的我们，是否有能力在思考人类文明演化的重大历史窗口期，有分量地涉足这些重大的话域？我们是否有能力秉持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广度，在事关基因、本能、信仰和人类未来的重大话题面前，添加我们自己独立的声音？每当念及这些问题，都令人难以平静。
 
　　作者在这部书、也是这三部曲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值得抄写在这里：“也许宗教需要经历第二次转变，其规模相当于从狩猎采集者宗教到定居社会宗教的转变。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宗教保持了它为共同目的团结所有人的力量，无论在道义上还是为了自卫。它应该触及所有感官，提高思维。它应该超越自身。它能够设法面对情感和理性，我们的相互需要，和通过理性探索所了解的人类知识。”（p291）
 
　　这个世界正在掀开新的一页。
 
　　这一页，事关我们刻写在骨子里的神灵。
 
　　我们——是全部，不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