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德里克·阿博利先生，也非常感谢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刚才精彩的发言。特别是在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发言之后，发现他的观点很多和我接近，我就照我的准备来说吧，互相之间有一些补充。我们的题目是“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这个问题有些难度，我试探性地讲些意见。我想讲五点。
 
　　第一，近中期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
 
　　如何良性地提高总需求，可持续地改善总供给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和恢复过程的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国家在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当然也反映了全球化将大家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全球性的冲击。
 
　　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怎么造成的？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的管制、过高的福利和民粹化的倾向，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所引致的总供给能力提升障碍。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应当适度加杠杆，各国也确实都在适度加杠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阶段性地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应当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的改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FP）的结构性改革，以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建立起中长期良性的增长机制，从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杆，经济进入恢复性和可持续增长。
 
　　但是，货币财政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象，因而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如果浪费掉了，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是，从全球角度看，杠杆率高企，而TFP停滞或者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此艰难时刻，更需要关键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战胜市场（beat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而且相信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找到办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还例如，互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的经济平衡关系改变特别是全球化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结构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全球化优化了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同，流动的形态也不同。土地是无法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绝对受全球化的影响。例如，巴西、阿根廷将原先的草场改种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国。对于劳动力的跨域流动，各国都有合理的限制，没有一个国家不加限制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当然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否有益是不确定的，而且在当前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了各参与国国民福祉的提升，当然不一定导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难区分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多少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刚才劳伦斯·萨默斯教授深入阐释了这一现象，我就不再重复。总之，这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富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去年，我作为联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长共同主持了G20财经渠道会议，期间与在座的雅各布﹒卢财长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最终都达成一致。
 
　　时至今日，面对杠杆率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我不认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复苏。而且，各国的政策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项需要协调。
 
　　例如，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全球范围是中等偏下的，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了税率的中枢，可能还要往下降，有没有终点？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已经签署近100个双边税收协定，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各国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降低杠杆率又不引发降杠杆过程中的风险。这个问题各国都碰到了，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不会让纳税人为风险“买单”，同时又能以适宜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的协调。
 
　　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例如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区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务，更需要协调行动。
 
　　今天我注意到，今年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刚刚结束，会议公报中删除了去年达成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也不再提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合作。我还注意到，中国财政部在会后的声明中强调，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推动气候变化的合作，所以公报中这两点遗憾肯定不是中国造成的。当然，会议的协调过程还不为人知，但说明确实需要全球协调。
 
　　如此等等。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是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第五，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
 
　　全球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在2013年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做出的综合判断。中国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女士曾有表述，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认识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率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只会引发灾难。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