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诚信国际副总裁孔令强6月13日在演讲中表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是个非常特殊的部门，即是国家经济主体部门，也是债务的主要承担部门。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国企总体债务超过87万亿，占GDP的117%，而民营企业债务只占GDP的44%。“国有企业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去杠杆是中国正在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目前，中国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相对国际水平仍然较低，相比之下，更值得担忧的是企业的杠杆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高企，其中尤其是国企的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成为去杠杆的主攻方向。

　　国企杠杆率呈现四个典型特点

　　其一，国有企业是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的主要承担者。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截至2015年底，金融部门、居民部门、包含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与GDP之比分别为21%、40%、57%和156%。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末我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79万亿元，占全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比重大约为74.8%，占当年GDP比重为116.7%。也就是说，企业部门的负债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中。

　　其二，国企加杠杆的效率下降，且地方国企是加杠杆的主力。2001-2010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基本呈正相关性，这意味着国企杠杆率的变化与其杠杆效率相匹配。2011年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出现背离，杠杆率持续上升的同时，净资产收益率却在不断下降。这说明国有企业加杠杆的效率在迅速降低。同时，2011年之后，地方国有企业负债增速快于中央企业，表明地方国有企业是债务扩张的主力。

　　其三，国有企业债务分布的地域差别明显，基本呈中部向周边扩散型分布。这与不同地区的产业分布有一定关系。2015年，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以华北和关中地区为中心，北京、河南、河北、天津、山西、山东、陕西和吉林的国有企业杠杆率达到了67.5%以上。围绕中心扩散的其他省份，国企杠杆率依次降低，最边缘的黑龙江、新疆、广东等省份杠杆率低于59.9%。

　　其四，国有企业杠杆率的行业分布特征明显，且与交税比率高度相关。2015年，国有企业中房地产业、建筑业的杠杆率最高，分别达到了72.19%、70.96%。教育文化广播业、邮电通信业杠杆率最低，分别为39.2%、39.07%。同时，行业杠杆率整体与行业交税比率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地方政府会鼓励国有企业增加杠杆。

　　国企去杠杆的困难及建议

　　国有企业杠杆率偏高不是一个新话题，但之所以迟迟不能实现去杠杆，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点困难。

　　第一，国有企业的职能过多，背负了额外的负担。这种负担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稳定税收。国企贡献了大量的国家税收，其每100元营业收入的纳税额是8.55元，私人企业是3.02元，外资企业是3.03元，国有企业的税赋为其他企业的2.8倍。二是稳定就业。国企创造就业的效率事实上要低于私营企业，但是稳定内部就业的压力迫使国有企业要从事很多非核心业务。例如，武钢办养猪场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富余的后勤人员，解决职工就业问题，履行社会责任”。三是稳定投资和GDP。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和GDP创造并不比私营企业更有效率和优势。但是在特殊时期，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更容易达成默契，国有企业因此成了政府部门实施逆周期调控的核心主体。

　　第二，国有资产处置敏感。去杠杆意味着资产和负债两端同时承压。其中，资产端的压力主要体现为国有资产处置比较敏感。一方面，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过程如果不顺利，就会出现旧账变新账的情况，这对国有企业的责任人会产生负向激励。另一方面，任何资产处置都对应着沉没成本的流失，沉没成本、估值损失等价值消失成了阻碍国有企业资产处置的重要障碍。国有资产流失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因处置资产而导致资产变现价值下降，是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另一个负向激励。

　　第三，国有银行部门面临较大的损失压力。除了资产端面临阻力，国有企业的负债端也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国企的负债主要对应着国有银行的资产。国有企业通过处置资产而承受的损失，部分可以通过自身消化，但仍有相当部分要传导到国有银行部门，形成不良贷款。当前，大型国有银行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已经苦不堪言，承担着较大的资本金压力。因此，国有银行部门为了规避不良贷款，不会积极配合国有企业去杠杆。地方性城商行更是如此，他们的客户主要是地方国企，地方国企又是最近一轮加杠杆的主力。这些地方性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本身较弱，在国企去杠杆的过程中，承受的压力尤其大。

　　第四，国有企业去杠杆过于追求效率，反而导致效率下降。根据国发[2016]53号文，降杠杆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特征，分类施策，有扶有控，不搞“一刀切”。然而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各方都会在分类施策的标准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导致分类处置的结果是“都不用处置”，稳妥有序的初衷产生了效率低下的后果。此外，去杠杆只是一种手段和过程，最终目的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促进国企改革和提质增效。然而，当前在推动去杠杆的过程中，部分领域和部门把去杠杆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针对上述困难，我们认为应该从四方面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首先，要在控制增量的基础上处置存量。在严格控制新的债务增量基础上，对存量债务可以通过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加以处置。忽视增量指标，只会鼓励企业避重就轻，借新还旧，不解决实质问题。其次，鼓励国有企业自查历史坏账，然后由中央管理部门集中处置。清理坏账是一个伴随着剧痛的过程。实行中央管理部门集中处置，可以有效规避因国企负责人面临的负向激励问题，提高清理历史账务效率。第三，兼顾杠杆率的水平和效率，区分杠杆的“好”和“坏”。评估债务的可持续性要同时兼具三重维度：一看杠杆率水平，二看企业的盈利能力，三看融资成本。单看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失之偏颇。区分杠杆的“好”和“坏”，也就是要在杠杆率的基础上，考察企业的收益率水平和融资成本，好的杠杆可以保留，甚至依照需求增加，坏的杠杆则进行有序的压缩。第四，积极化解不良贷款，及时补充银行资本金。银行主动剥离不良贷款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有效方法，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转让等多种方式化解不良贷款。同时，这一过程中银行会承受一定程度的资本金损失，财政部门应及时补充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如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允许银行发行优先股以补充资本金等。

　　【专家简介】何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顾问、财政部国际司顾问、商务部顾问、外交部国际经济司顾问。2005 年被评为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