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最大的商业新闻是阿里巴巴股价大涨到140多美元，周五收盘市值3528亿美元，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七。股价最高时，148美元以上，市值冲过3750亿美元，距4000亿美元大关不远。

　　以上周收盘价计算，全球公司中，市值在阿里巴巴之上的有1980年上市的苹果（市值7768亿美元）、2004年上市的谷歌（6570亿美元）、1986年上市的微软（5429亿美元）、1997年上市的亚马逊（4676亿美元）、2012年上市的脸谱（4336亿美元），再加上巴菲特掌舵的伯克希尔哈撒韦（4193亿美元）。

　　这些世界级商业标杆全部来自美国，但未来很可能被“阿里巴巴经济体”一一超越，如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跃升一样。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这是大概率事件。全球投资者对阿里巴巴估值的调高，客观上也反映出对中国市场增长的信心。

　　新空间：来自人口和市场的红利

　　上周四阿里巴巴股价大涨那天，我在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采访。这是全世界单体面积最大的办公楼，高度接近600米，不锈钢结构，防台风防地震做了特别处理。在观光厅眺望四周，我不胜感慨。因为一个月前我刚去了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观光，那里曾是世界第一高楼，距地面442米，钢结构，特别注意防风（芝加哥是“风城”），天晴时能看到美国的4个州。

　　1974年西尔斯大厦建成时，深圳在哪里？还没有出现。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还是个小渔村。

　　1990年之前，世界前十大高楼有9座在美国。今天，世界已建成和在建的前十大高楼，中国有7座。

　　从小渔村到大都会，同一块土地，几十年间却长出了全新的空间，每天都演绎着不同的故事。我被这种感觉击中了——中国有无数新空间，它们代表了变化和进化。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到了马云。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上市那天晚上，在纽约曼哈顿42街的Cipriani餐厅，开上市庆祝宴会。马云致辞时说，他在创业前到处借钱而不得，为借3000美元，连着几个月反复被拒绝，所以他下决心一定要帮助小企业，帮助年轻人。这是他创办阿里巴巴的初衷。在和我们几位媒体总编交流时，马云说：“昨天晚上，我们合伙人在一起吃饭，都很放开。说实话，我们没想到会走到今天，也没准备走到今天，可能也不应该是我们走到今天。我们这些人的能力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被拉长了。我马云没这个能力，是被逼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往前走。”

　　我觉得马云说的很客观。记不得是美国哪家财经媒体前一段在评述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增长时说，它们的成功可以归结于中国庞大的用户所给予的红利。

　　更准确地说，它们的成功是在服务如此之大规模的用户的过程中，被逼出来的。拿支付宝来说，2003年淘宝网之所以提供担保交易的功能，是为解决卖家担心货发出去收不到钱、买家担心钱付出去收不到货的问题。

　　由于早期大部分买家还是通过银行和邮局汇款方式付款，所以支付宝的员工每天要盯着他们在银行开设的对公账户，用手工方式记录每一笔进账，根据汇款信息里备注的淘宝ID和订单编号，在匹配买家的实名信息、核对无误后再通知卖家发货。但是有的买家汇了钱没有备注，有的有备注，经过跨行转账到支付宝账户时却不见了，导致无法通知发货。这样的困境倒逼支付宝后来推出了虚拟账户体系。账户体系后来又成为数据积累的基础。

　　市值最大，这是一个结果；其过程，则是通过互联网不断帮用户解决问题。以全世界最大的制造能力为依托，帮全世界最大的用户群体解决了网购问题，自然就成了市值最大的公司。

　　新空间：来自被忽略的存在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原因呢？我突然想到，连马云都没有想到自己能走到今天，说明阿里巴巴的诞生与成长，主要是自由企业、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生长的产物，而不是政府部门去规划、国有资本去投资、监管部门去监管的结果。

　　中国今天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几乎全部在海外上市，它们所代表的，可能也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大片新空间。

　　学者方兴东曾撰文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掌控能力是严重被高估的。

　　第一，1997年组建的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并不在工信部（曾经的邮电部、信产部）等政府部门手中，而放在学术性的中科院；

　　第二，中国互联网领军企业都是VIE结构（可变利益实体，也称协议控制），走海外上市之路，真正运营网络空间的主力军不是政府，而是掌控数亿用户的互联网企业，其实际行使的权力远超政府；

　　第三，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不是哪个单一政府部门主管，事实上是“去中心”的。1995年，中央没有让邮电部或电子部管互联网，而是由跨部委的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后改为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制定互联网管理规定；

　　第四，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理主要是“底线”思路，应急、救火式的事务为主，只要不是突破底线的危机、失范、违法犯罪等等，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度很高。

　　近年来，中国对互联网的整体管理在加强，更加注重顶层设计。这是必要的。但我想到的是，如果从互联网进入中国起，就采取严密的、规范的管理，阿里巴巴、腾讯们还能不能发展到今天的格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第一大股东都是外资（当时只有外资风投愿意投互联网公司），如果一开始定一条规定，互联网关系国家主权，必须内资绝对控股，那么中国互联网能不能像今天一样繁荣？

　　互联网是新生事物，谁都不熟悉。我们既可以说，政府明智地采取了先发展、先探索的包容与促进态度，也可以说，当时互联网规模很小，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忽略了，没有纳入传统的管理模式。

　　最近我在研究美国商业文明的发展历程。我发现美国历史上财富最多的几个人，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都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为什么？因为他们而立之年在商界打拼时，正是南北战争结束，北方所代表的城市化、移民、工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等大行其道之时，铁路和工厂越来越多，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并行。

　　但除了这些客观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联邦政府在战前仅有2万名雇员，无力对工商业进行有效管理。与欧洲不同，美国没有那种扼杀企业家精神的专制政体或教会特权。政府的软弱和权力的制衡使美国商人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美国拥有支持现代工业化所需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私有财产和契约得到尊重；人们既能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执照，也可以申请破产；银行信贷谈不上充足，但在一个银行林立的环境下还是可以得到的；为抑制垄断和保护竞争，美国政府会适时修改资本主义所需的游戏规则。不过，在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开始聚敛财富时，缺乏明确的规则反而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活力。”（罗恩·切尔诺《洛克菲勒：罪恶与圣洁》）

　　在南北战争后的工业化加速期，政府的松散管理让企业家有巨大的空间。这段历史于今仍有借鉴意义。当然，在洛克菲勒形成行业垄断后，最高法院在1911年判决他的标准石油公司解体，这是后一段故事。

　　新的空间在哪里？在我们一开始都不熟悉、风险很大、看不清楚的处女地。这样的地方，从创业模式到投资模式，到试错改进、迭代演进的成长模式，到行业管理方法，都和传统不同。一位投资界的朋友说：“我去过好几个几十亿、上百亿规模，政府牵头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发现两三年都投不出一个项目，几万块钱的事情都要审批几个月，因为国资不能犯错误。媒体宣传的很起劲，今天某某基金启航了，明天某某基金获得多少亿授信了，实际很难投出去。”

　　创新总有风险，试错就是常态。对于监管者来说，对陌生的新领域，多一些忽略，少一些以制约为导向的监管，反而是明智的态度。历史证明，被忽略的存在，往往是更容易生长的存在。

　　新空间：来自让渡，也来自争取

　　西尔斯塔是落成时的名字，今天它的准确名字叫Willis Tower，Willis是总部在伦敦的一家保险经纪集团，2009年因为大比例租用西尔斯塔获得命名权。查资料发现，Willis成立于1828年，至今已经189年了。

　　从Willis Tower到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想到，有29年历史的中国平安已经是全球保险业翘楚。今天，每10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平安人，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平安的客户。而29年前，这个公司还没有出生。

　　在深圳，我访问了曾在袁庚身边工作过的顾立基，1984年1月邓小平参观蛇口，袁庚让时任蛇口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他做好记录工作。当时，关于特区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文章甚至以“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来影射深圳。袁庚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走到窗前，指着蛇口港码头问：“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回答后，邓小平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袁庚还说：“我们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榕听后用四川话向父亲提示：“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了。”邓小平说：“对。”

　　这些故事以前也知道。但顾立基对我讲了故事背后的故事。码头和口号为什么重要？因为当时对深圳有一种指责，就是不好好搞生产，只建了一些楼。而从铝厂到集装箱码头，让小平同志看到这里不只是盖高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当时也有很多争议，袁庚为了让邓小平看到，让人做了好几个架子，在车子经过的路段都放上，希望得到肯定。

　　袁庚在蛇口创造了很多“第一”，从“大锅饭”到定额超产奖励，从干部调配到公开自由招聘，从“铁饭碗”到聘请制。在袁庚的支持下，1987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在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的基础上成立，198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蛇口社会保险公司的基础上成立。

　　当年要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之外办第二家保险公司很不容易，前后跑了近两年时间。虽然有些领导支持探索，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保险业的监管，同时也是人保的“婆婆”，人保很不愿意看到有个对手出现。即使后来平安保险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也给了允许平安做车险的批文，由于动了人保的蛋糕，人保深圳分公司和市公安局联合发文，如果车主不在人保办理汽车保险，公安局将不给老车办理年审，不给新车办理牌照。“官司”打到公安部，回文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精神……深圳市平安保险公司在国家没有新的规定之前，不宜办理上述业务”。几经争取，1993年1月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才同意平安开办特区机动车辆险。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新空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结构向新生事物让渡生存空间的结果。下放，放松，放宽，允许，本质都是让渡出一块天地，可以去探索。像袁庚这样有资历的老同志，为了赢得试验权，也要费心思争取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平安保险的创业者们为了找到一片天就更是要费尽周折。但如果没有这种为了做成一件自己想做的有意义的事而不怕周折的精神，中国今天可能就不会有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也不会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股份制保险公司这样的新物种。

　　1984年7月30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柯兹纳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讲中说，企业家需要什么激励？答案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特别的激励，他所需要的只是保证他能够去追逐他所觉察到的机会。这就是很简单的企业进入自由（freedom of entreprenial entry）——就是取消一切妨碍发现的因素。当然，在那些担心因新进入企业的竞争而失败的人们的压力下，也存在着建立这种障碍的趋势。换句话说，企业家创新活动要想顺利展开所需要的只是取消特权，拥有企业进入的自由。

　　过去中国商界一直有着让人徒叹奈何的事，一些不三不四不务正业没长期打算的人，靠乱七八糟的手段能拿到特许权，真正有梦想有理想想做事的人在“进入”的壁垒前，却会洒下辛酸泪。1999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视察吉利，李书福说：“请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如果失败，就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此前，由于汽车行业没向民营企业开放，李书福不管找他所在的台州市还是省机械厅，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可能”，“你去北京也没用，国家不同意，工厂不能建，汽车就是生产出来也不能上牌”。没有痛楚的经历，绝对说不出“就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这句名言。

　　新空间：来自人民之勤，也来自政府之宽

　　新空间在哪里？在佛山，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2016年，佛山的GDP是8630亿元，人均GDP11.6万多元，接近1.75万美元。

　　佛山欧神诺陶瓷董事长鲍杰军曾是江西的一名老师，1992年到佛山创业。他说在佛山最大的感受是，佛山有企业家经营的土壤，大环境特别好。“这片土地上的人特别勤劳，每个人都想当老板。我最早来的时候在一个陶瓷厂工作，下班后有技术的工人就去帮别人做第二职业，没有技术的就去开‘摩的’载客，这种勤劳的精神打动了我，让我不断勤奋努力，创新创造，才走到今天。”

　　佛山正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6月19日市委将隆重表彰一批企业家。我在各地接触过很多企业家，佛山可能是企业家谈到政府最没有怨言的一个地方。佛山去年出台了国内首个城市“政商关系”交往守则和指引，以解决个别干部担心“做多错多担责多”，以政策、纪律为借口不见企业的人，对企业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不关心、不回应、不作为的问题。为出台《守则》和《指引》，佛山市纪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调研3个多月，走访18个镇（街）、90多家企业。《指引》一共15条，“鼓励正常交往”有4条，比如：公职人员应多渠道了解企业困难，经批准可以参加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及企业在本地举办的年会、春茗会、茶话会等旨在交流信息、听取意见、推动发展的公开商务活动；公职人员上门服务企业时，要提高工作效率，尽可能在工作时间完成服务企业相关工作，确有需要时可由企业提供工作午餐，用餐不超过当地公务接待标准；为加强沟通、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公职人员可以邀请企业人员到政府部门通过工作餐会形式进行商议。

　　在佛山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屏幕提示着企业办事的几个简单步骤，走完整个流程就可以回公司上网看审批过程。目前对外服务有24个窗口可以办理工商、食药监、卫计等20个部门共570个法人审批服务事项，6成以上事项可以通过互联网办事模式提出申请，做到企业网上办事，到现场一次办结。

　　一位基层官员说，我们对企业并不护短（比如淘汰造成污染的落后产能，力度很大），但基调是爱护和保护，比如一般不允许税务部门对企业苛责，“企业的税收如同一棵树上掉下的叶子，该掉的时候就会掉下来，政府捡起来就行了，不要天天去摇树。”

　　政府藏富于民，则人民就会更有动力去创造财富，政府和社会最终也是赢家。

　　新空间：从问题中汲取教训，但不是一棍子打死

　　我回到了上海。听说我去了深圳，一位做投资的朋友问我：是不是要写恒大将其持有的万科A 14.07%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地铁？在上周的一次微课中，也有同学问我输家赢家的问题。当时我觉得，赢家是深圳地铁和万科管理层，从财务回报看华润也是赢家，考虑到和深圳市的一系列带有“对价”性质的合作交换，恒大也是赢家。那么，输家真的只有姚振华吗？

　　做投资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经和姚振华在宝能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谈过几个小时，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姚振华对万科项目的情况非常了解，看得出下了很大功夫。我在广州还听一位和姚振华认识的上市公司老板说，姚振华对万科早已不存控制之心，现在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目的的全面大整顿，波及到方方面面。很多地方包括以金融业发展见长的城市，现在都停止批准PE机构，过去两年颇为兴旺的境外资产配置近乎停摆。这个大气候的形成，固然是金融本身的一些乱象和恶果（如形形色色的非法集资）所致，但也和万宝之争的巨大影响触动了领导层的神经有关。如果知道投资投成这样一个结果，相信姚振华绝不会去碰万科、格力。

　　对照保监会今年1月24日“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姚振华通过自有资金、保险资金、资产管理计划三管齐下，一致行动，举牌万科超过20%股份以上的做法存在违规之处。按通知，应该提供包含保险公司及非保险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的备案报告，姚振华一方的几次报告也不充分。但是，具体到2015年姚振华开始投资万科的时点，千股跌停，买入有投资价值的蓝筹股，并没有错。万宝之争后，监管专门核查过宝能系的合法合规问题，结论是“总体来看，前海人寿举牌万科股票没有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压力测试的结果表明风险可控”、“举牌是市场行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监管不宜干预”。虽保监会在今年1月24日对保险公司举牌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但至今无论保监还是证监等相关部门均未对姚振华（前海人寿）举牌万科做出违规或违法的定性。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质疑前海人寿用“万能险”激进负债的危险性，对于姚振华一方的收购资金，一直存在争议。但在吴晓灵、王忠民牵头很多专家学者所做的《基于‘宝万之争’视⻆的杠杆收购研究》中指出，宝能系在对万科股权的收购过程中，组织了银、证、保、信各方面的资金，杠杆率高达4.2倍，在现在有关法规下，资金的组织不违规。不过，资金组织的方式蕴含了很多风险，需要监管方面针对现在监管的漏洞来加以弥补。报告认为，万能险本身是一个成熟的保险品种，它不应该是一个短期的资金。很多人在合同当中，通过降低提前退保的成本，把万能险短期化，从而造成把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投资，加大了流动性风险。现在监管当局已经对保险产品短期化的问题做出了监管上的一些规定，来防范这样的现象。

　　姚振华已经被撤销前海人寿任职资格并禁入保险业10年。过去几年，保险业“万能险”狂飙突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姚振华因为万宝之争，所受牵连最大，处罚也最重。

　　中国的市场监管，一直摆脱不了“笼子模式”，笼子何时大何时小，具有相当的弹性。目前金融领域“笼子”很小，甚至有很多“一刀切”。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姚振华固然可能激进，但如果因此给并购重组打上“另类标签”，那就会遏制市场应有的活力和生机。

　　要找到经济新空间，更需要的是法治化的轨道，而不是带有相当大的弹性、人治色彩强烈的笼子。中国经济需要从笼子经济走向轨道经济，让预期更确定。金融整顿，应该从问题中汲取教训，但不是一棍子打死，甚至在创新方面举步不前。

　　从深圳到佛山、广州，我对中国新空间有很多思考。中国之“新”，从昔日没有的空白地带蓬勃长出，从昔日已有的存量地带艰难让渡，从奋斗与创新中喷薄，也从教训中找到更恰当的轨道。归根结底，新空间系于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的创造，无论他是商人，工厂主，还是实事求是、进取向前的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