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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必须摒弃以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目标任务落实的计划经济思维，更多地强调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任务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强调多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速下降、实体经济盈利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要解决这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的问题，就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去一降一补”作为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过去一年的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也存在用行政性手段过度干预的问题。
以去产能为例，尽管钢铁、煤炭超额完成去产能年度目标任务，但其进程并不顺利。去年上半年，我国钢铁煤炭去产能与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随着国务院派出督查组以后，各地的去产能进程才开始提速。原因是面对困难和挑战，一些地方的信心不足、办法不多，习惯于制定计划，一级一级往下分配去产能的指标，而不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这种行政命令的做法，最终导致了钢铁和煤炭市场供给趋于紧张，产品价格出现了暴涨行情。这也说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如果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不仅解决不了结构性的矛盾，还会导致结构性矛盾的固化，并引发新的问题和矛盾，使结构性问题更加积重难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必须摒弃以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目标任务落实的计划经济思维，更多地强调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例如，在去产能过程中，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公平竞争环境，让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使落后产能被“挤”出去，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压减产能过剩行业的产量。又比如，在去杠杆中，要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
当然，强调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并不意味着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政府既要明确权力边界，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也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不能把“放手”当“甩手”。
吴敬琏:经济学家要这样分析问题，才不会缺乏深度
很高兴参加今天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热烈祝贺两位获奖人获得这一殊荣。
首先我想讲的是，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决定授予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 “2016中国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个决定是恰如其分的，也完全符合我所熟悉的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
强烈的专业精神
在过去将近40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远未完全到位，我们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也正在为战胜这些困难殚精竭虑，希望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排忧解难。不管是过去推动改革和发展还是排除当前的障碍，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都是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所以，他们的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给他们的奖励不仅是归于他们个人的，也是对为改革做出了专业贡献的经济学家群体的肯定和表扬。
我觉得，钱颖一和许成钢的学术研究中，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值得赞许和效法。
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专业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或professionalism spirit），谨守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不懈地追求专业上的完美。
他们两位都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有深厚的专业学养。但是，在此基础上，能否坚持专业主义精神仍然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选择。
对任何一位科学者来说，概念明确、论证过程符合逻辑规则都是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人所共见，在这方面，颖一和成钢都做得很好。
不过除此之外，经济学还有一些特殊的专业要求。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众多因素互动行成的极其复杂的系统，研究分析这样的系统就需要运用科学实验的控制分析方法，从繁复纷杂的现实中抽取最本质的因素，确定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经济学在过去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学智慧，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模型”、“定理”等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描述，但是为分析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了基准点（benchmark）或参照系（reference）。
经济学对问题的研究要求掌握原有的基础理论，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观察现实和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正像颖一在《理解现代经济学》（2002）一文中所说，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头脑中必须有几个相关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这样分析问题时，才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缺乏主线和深度。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常常把人类掌握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误解为每一个个体的知识都只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见亲知，经常出现离开基础理论进行的情况。
这种没有基准点和参照系的讨论，由于完全没有共同语言，通常只能得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结果。（回顾：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大讨论）
不把思虑止于担忧
我第一次同成钢讨论这个问题是在1993年。当时，他刚刚在海南参加了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后回到北京。在那次会议对证券市场的讨论中，国内经济学家分成两派：一派说根据Arrow-Debru一般均衡模型，只要放开市场，就能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所以中国股市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没有放开；另一派说，股市已经放开了，但是一片混乱，可见Arrow-Debru一般均衡模型是一个脱离实际的错误模型。
成钢认为，如果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认识处于这种状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就十分值得担忧。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成钢不把自己的思虑止于担忧上。他尽自己的努力改变经济学研究的这种不理想的状态。
为此，他连续发表文章和讲演，从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论述证券市场的特性和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2002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的讲演，全面论述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后来我把它发表在2002年7月出版的《比较》创刊号上。
在这篇讲演中，他对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最优阻吓司法制度的理论作为经济分析“基准点”和“标尺”的重要意义做了深入的论述。中国人喜欢将类似的定理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是，正如成钢指出的，它们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描述，而为分析现实世界提供了基准和标尺。例如，Arrow-Debru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信息完全、没有交易成本等严格的假定条件下建立的理论模型，通过基准模型与现实的对比发现问题，才能找到新因素和提出新理论。
后来，我的所有博士生第一堂课就要求他们认真地读这篇文章和前面提到的钱颖一教授的文章《理解现代经济学》。
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成钢和颖一不但很好地论述了经济学的专业规范，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总是严格遵循这种规范，并做出了成绩。他们两位对于中国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经济企业为何能异军突起并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没有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蒸蒸日上，是一个全世界热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在苏联的改革环境下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而在中国能够脱颖而出。不过，许多就事论事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能够令人信服的回答。
成钢和颖一从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激励这一视角出发，比较了苏联和中国改革的不同制度环境，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为何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同：M型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准入/扩张》（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 1（2）， pp. 135-170）。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以苏联式的单一制（U-form，unitary-form）国家大公司作为基准或参照系，与中国做出对比。
他们指出，当时中国经济虽然还是保持国家大公司的特点，但是，随着1958年以后的地方分权，中国这个国家大公司已经不是一个U-form的，而是一个多部门制（M-form，MUlti-divisional form）的大公司了。
在这种经济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别于全国整体利益的独立利益，都存在帮助本地企业发展的激励。这就使乡镇企业有了发展空间。虽然我自己觉得与其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M型大公司，不如说是一个H型也即控股型大公司，但是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国经济与苏联改革时期的制度特点，就为我们解答中国改革为何与苏东不同给了一把钥匙。
提出理论需要勇气
我认为，他们的第二个可贵之处是很大的理论勇气。
以基准性的参照系和现实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矛盾，由此就需要修改或放松假设条件，提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这就遇到要对原有的理论和观点提出挑战，包括对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社会流行的观点，甚至原来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挑战。这是需要勇气的。
我想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成钢关于分权式威权体制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制。
经过研究整个中国改革历程和面对的问题，成钢完成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这篇文章，提出了分权式威权体制理论，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就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
成钢认为，分权式威权制是创造中国地区间竞争的最基本的体制结构，是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这个体制帮助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对发展地方经济在产生了强劲的驱动力，造就30多年的快速增长。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地区竞争就丧失了解决激励问题的效力，反倒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腐败成了分权式威权制的痼疾。成钢由此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这种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于这一体制与众多机构和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紧密联系，提出这一理论需要很大的勇气，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祝愿两位获奖人精进不休，为经济学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为吴敬琏在出席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时发表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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