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中国经济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原有“红利”的消失完全可以理解，原有红利的消失应主要归因于转型的不及时和不到位。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已经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这已是很好的开始。
12月10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在京举行。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在题为《寻找“红利”的新源泉》的演讲。
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这里将对红利的源泉做一些探讨。
1原有的“红利”是怎样消失的？
原有的“红利”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原有的各种“红利”是适应于经济发展前期的。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变化，这样一来，原有“红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有红利的消失应主要归因于转型的不及时和不到位
原有的红利如果在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条件下，也会随之而转型，那就不会发生“红利消失”的情况了。但要注意到，这种变化要有市场的催促和压力。换言之，“红利消失”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就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或动荡，因为经济会突然下滑。
原来“红利”的消失，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留恋原有的“优势”有关
如果企业总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原有的“优势”不会消失，那就走上了没落之路。生产要素的重组实际上取决于信息的重组。不了解信息重组的必要，就只能失去市场。
经济中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条件，将不可避免地把经济拖入停滞和衰落
创新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不创新，不仅没有“红利”，连企业也会垮掉、消失。也就是说，任何留恋原有的“优势”而不愿转型的地区，都会自食恶果。
2“红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
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
在原有的“红利”消失以后，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涌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
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都无能力。而有些场合，不怕融不到资，只怕融到资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有眼光、有作为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差别正在于会不会用好手中的资本。
与此有关的是，“红利”的新源泉也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
那么，“新红利”的获得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亿万群众，就是千百万家企业，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
“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3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
新改革红利实际上不仅存在于今天，而且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实行了符合国情的改革，都会带来一定的改革红利。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
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的进一步改革，不同类型的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的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这说明了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靠改革者自己创造。
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
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了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4新人口红利是无形的，但它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
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