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连续发表了两篇“中国经济不能以周期为托辞”，发表之后，很多朋友很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在此，我再以一篇文章的形式来给予解答和回应。这也是这一组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的最后一篇，是否真知灼见交给公众去检验。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本身就由改革决定

　　在中国，潜在增长和经济周期这样的概念，都不能简单套用。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经济学），很多的概念都是来自于“传统理论”，而那些理论往往针对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里，结构转换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由供给方来决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大因素：第一，技术进步，包括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劳动力数量；第三；储蓄率，它决定了投资。在这些变量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给定了，其他因素造成经济的波动，围绕着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上有下，形成周期。

　　中国经济却与此不同，在中国，改革和结构调整本身就决定着这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人口。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可能出现萎缩，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由此可以认为，劳动供给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因素，也会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如此，而且宏观经济数据的确显示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有萎缩迹象，和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下滑是吻合的。但是，这种表面成立的观点其实是需要仔细推敲的。

　　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服务业）没有出现劳动力增速下滑，即使出现，也是现有制度的结果。中国的经济结构当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占到整个经济的90%，中国经济增长的上升和下降也主要由这90%的经济来推动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在不断提高，没有出现过城市化速度的明显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基本上就是由城市劳动力来决定，在城市化率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正增长的。换句话来说，在城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而二三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却在下滑，因此，不能认为，在中国经济占到90%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劳动供给的不足而导致了长期经济增长下滑。

　　在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同时包含了几层含义。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当中，分析问题仅看总量是远远不够的，要看结构。第二，一旦把结构引入进来，一些似乎显而易见的结论，就可能要修正了。第三，潜在增长率这样的概念，本身就应该包含结构的因素。在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如果通过改革可以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增加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就可以增长，经济增长下滑就可能得到遏制，但这种增长率回升和周期没关系。

　　再从劳动力角度看看经济下滑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看经济周期的形成的。中国不存在供给方冲击所导致的生产率衰退和经济增长率下滑，对此，大家应该有共识。因此，主要的争议点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不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出现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周期所导致的衰退的话，那么这种类型的衰退一定会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那么，中国真的出现了失业率的明显上升吗？各种统计都显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总体上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个别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地区除外）。以今年4月为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11个省的监测数据显示，多数监测省份企业用工人数有所增加。如果说真的有失业问题，那不是进入官方统计的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而是没有进入官方统计的农民工的失业。

　　吊诡的是，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往往表现在农民工返乡，但是在城市这一边，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却仍然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至于劳动力短缺到什么程度，在缺乏准确统计的情况下，大家看看满大街的招聘广告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在少数一线城市，还在出现驱赶外来劳动力的政策。如果我们再回到经济理论的话，请读者们和我一起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出现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还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如果真的经济增长下滑是因为需求不足，那么就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在逻辑上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政策性的因素导致了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在经济增长活力比较强的城市部门，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了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此同时，在其他城市和部门，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有可能是在增加的，但是由于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对于总量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比较小。这样，在加总的层面才会出现城市化率虽然在提高，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有所下滑，同时，在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却可能同时存在劳动力的短缺。这是典型的资源误配问题。

　　我们能不断看到一些有关农民工返乡是“逆城市化”和“劳动力枯竭”的论点。对此，我认为有必要给个特别的提醒，请睁开眼好好看看周围的农民工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政策待遇，不要误以为自己生活在后现代的发达国家。

　　中国需要反思当前市场经济

　　是否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我的有关中国经济下滑是不是经济周期的文章，写到了第三篇，基本上把涉及到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作为收官之笔，我想提醒我的读者，这一些讨论所揭示出的问题，本质上在于我们思考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忽略了用结构性的观点。教科书上的标准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基本上不谈结构问题，那是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完成，经济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也没有制度性的障碍，因此结构性的问题不那么重要，总量的分析才是关键。而中国的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请允许我再就什么是市场经济较一回真。

　　中国从上世纪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相信在社会各界应该已经有一个共识，当我们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都是定语，本质上，中国还是要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呢？我们可能经常忘记了要去问一问这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全人类的市场经济有三个共同的特征，不承认是不行的。第一，价格基本上由供求决定。由政府直接管制价格，在市场经济下是极少出现的，并且，必须要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第二，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这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了供给一定是会去适应需求，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一定会将生产要素配置到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一切阻碍供给适应需求（只要合法）的制度障碍（包括垄断）应该消除。第三，私有产权是得到保护的，这解决了经济发展当中的激励问题，让经济收益与微观主体的努力和投入相匹配。

　　上面三大原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妨把这三条来作为检验当前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标准。我想，明眼人一看，就应该可以看出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价格出现了很多扭曲的政府干预。即使在价格不直接被干预的情况下，也常常存在供给方的管制，间接地使得价格出现了扭曲。第二，中国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是一个大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而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的空间配置都远远不够，不符合资源配置追求回报率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第三，中国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但是在资源配置上，私有企业却未能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应该不只是让私有产生不被侵害，还应该保护其应有的市场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其实是不彻底的。

　　总之，围绕着中国经济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我的一系列文章是想提醒读者，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看加总的数据，要多想一想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特别要避免的问题是，在总量上看中国经济，不谈与制度相关的结构问题，恰恰给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最后我想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它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的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说政府可以将自己的作用来抵消市场力量。我所理解的习总书记说要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政府要把该管的管起来，该放的放下去，应该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至今没有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价格扭曲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希望政府能够驾驭市场和引领市场，且不说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它的目标未见得就是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大化。即使政府的确以最大化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在缺乏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他也很难有正确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信号。离开有效的价格信号却能够最优化资源配置，这样的政府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它不应该叫政府，而应该叫佛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