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这条线到1996年，卡斯特写了一本书《网络社会的崛起》，这是卡斯特三部曲的第一本，卡斯特在90年代得了癌症，他觉得自己日子不多了，拼命地写书，短时间内写了三本，被称为当今的韦伯，奇迹在于写完书以后竟然活得好好的，又写了好多本书。他讲到网络社会崛起，网络构成了我们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社会的源泉，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创新。他把信息化的本质称之为信息空间，包括三个层次：技术的层次、地点的层次以及人的层次。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有共同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我们今天所见的网络社会。这条线都是顺着托夫勒下来的。
在1993年出现了另一本开创性著作《虚拟社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家都在社交媒体活动，最早的概念就是虚拟社区。这个作家当时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天天在那里泡，试图从这个社区中总结，未来网络社区到底有什么特点？他用了一系列比喻来形容：这是一个出版和表达之地，像一个拥有1000个房间的巨大的咖啡馆，像是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的演讲角的在线版。它也是一个流动的跳蚤市场，是写给编辑部的编辑的集体来信，他用很多比喻说我们人类可能活在一个跟线下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线上的世界。虚拟社区一路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社交媒体。中国网络社区最早的雏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知道，其实就是瀛海威时空，当时是有信用点的，相当于虚拟货币，那里还产生了爱情故事，所有网络社区的东西那里都已经有了雏形了。
来到今天，谈及网络的社交属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对立是，很多人在研究，到底线上交往会不会影响线下的交往，如果太多地出现在线上，会不会在线下就变得跟大家彼此隔绝。换句话说，当你越来越宅的时候，是不是失去了跟这个世界的联系？这是争论不休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文献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这里特别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反对数字二元论，我们认为在今天，根本不存在一个线下和线上完全对立的空间。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是原子和比特的混合，他们共同造成了我们的增强现实。换句话说，不要试图再去区分什么叫线上，什么叫线下。
尤其是当我们来到移动互联时代，当你在使用手边所有的这些APP的时候，你会模糊线上线下的界限。比如说我们甚至不用谈论你使用APP的具体体验，就讲现实中的一个常见例子，你拿着手机在大街上看，其实很危险，你可能会撞到某一个物体上，或者被车撞到，或者在新闻中看到有人掉到大沟里。其实，这显示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物理世界中的某一个地点，另一方面，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别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技术发展已经导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区分所谓的线上、线下，我们要打破这种数字二元论的悖论。如果你看过黑客帝国，典型场景是，真正的世界叫做锡安，你以为真实的巨大的世界是Matrix，当我们打破这个二元论时，其实它们是一回事。所以，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它们并不是虚拟生活。
从这点来讲我们可以讨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在社交媒体引发社会运动问题上有一种观点，社交媒体没有造成行动，造成的是懒人行动主义，你可以通过点一个赞或者按一个按钮就表示实际的行动。这是格拉德威尔试图论证的，在虚拟空间中，由于你的组织如此松散，所以不可能实现行动。但是如果用反对数字二元论观点来看的话，本来你那种说法就是不对的。因为所谓的数字空间行动主义，本来就应该跟线下的行动主义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推动事情。没有人说一个纯粹的线上行动会推动事情的发展。
数字二元论传统源远流长。其中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就是SHERRY TURKLE，她所持的观点是我们有一个THE SECOND SELF。其实我们的真实自我和数字自我是一回事。
关于网络政治和民主的隐喻，通常最常见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村头的广场，第二个是市政厅，都是美国的比喻。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小型的民主实验场所，包括当年的清教徒，从英国登陆，首先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制订自己领地的规则，召开本地居民代表大会决定所有的事情。美国政治中有一个说法，要开市政厅的会议。像奥巴马来中国，见中国青年，也称之为在中国开市政厅会议。
这两个隐喻给你感觉，要么是一个村，要么是一个市，其实英语里市就是市镇的意思，都是很小的地方。这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比喻是全球村，一个村怎么会变成全球的？全球村这个概念给你的感觉是，尽管范围特别广大，但是实际上这么广大的范围还能保持人的亲密性，因为他们是一个村的村民。可见村的比喻可以从小扩大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就是把它应用到全球的互联网用户社群中。
地球村概念是1962和1964年，麦克卢汉的两本书《古腾堡星系》和《理解媒介》中提出来的，也论证为什么将来我们是一个地球村？比如他为什么不说是一个地球城呢？他提出地球村是有道理的，因为麦克卢汉认为我们是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到重返部落，是再部落化，我们都很紧密，我们是一个村。在部落中，围着篝火给自己的亲密成员讲故事的人，就是传播的这个人。
来看最新的发展：我们来到把互联网比作成“流”的时代，如果使用今天的社交媒体你就知道什么叫流，什么叫时间线，它是倒序排序的流。这个流一方面它是及时更新的，你如果使用智能手机，每次都期待只要下拉就应该产生新的信息，如果不产生新的信息，你觉得它不是新媒体。与此同时，它会产生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最新的东西不管是不是重要，永远是在最上面。导致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重新思考什么叫重要的问题，我叫做“重思重要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失去权重的世界，我们不再能搞清楚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它也导致另一个问题，早几年美国人就提了这个概念，叫做长久的现在，当下成为永远的当下。
2006年又出现了今天大行其道的互联网隐喻叫“云”。亚马逊从2006年推出了云服务，思科提出Fog Computing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开使用云形容任何可以在远端存储和处理的电子数据。由于有了云就有了大数据，云的概念会让你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你的数据，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似乎在远处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存着，你也不需要操心，任何好处都可以享受，还有人替你操心。过去像IOE这样的公司告诉客户，你们的数据在我们的大数据中心存储着，我们有成排的服务器，你们在我这儿是安全的。但是想想看，云的比喻和成排服务器的比喻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你似乎觉得可以放心地把你的数据托付给云。
而当我们看到大数据的时候，通常会把大数据比喻成一股数据洪流。我们常惊叹数据的量，数据刻成光盘排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球，它是一个巨大的量，它应该是能被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我们可以对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好好利用起来，然后就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大数据这个东西它不是自然现象，所有的数据都是人为产生的。如果你把它当成纯粹的自然现象，可能有一天你会栽很大的跟头。
最后，让我们回到特别遥远的时间，在1785年的时候，有人预见性地提出了互联网日后大行其道的隐喻，叫做全景监狱。英国著名社会改革家、哲学家边沁绘的图，就是每个人在监狱里生活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外在监督，他们会自我监督。因为他们看不见监督他们的人在哪儿。这个全景监狱后来被福科所引用，现在所有担心互联网隐私丧失、安全丧失、国家变成监控机器的人都在使用这个词。经常跟这个词一同使用的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非常遗憾的是，《斯诺登档案》这本书应该入选今年的十本TMT图书之一，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没有看过的我建议你们仔细读一遍。因为在监控隐喻大行其道的时代终于出现了一个英雄，他告诉你只要监控机器想那么干就可以那么干。换句话说，没有斯诺登，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我们生活已经被监控到了什么程度。
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斯诺登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这种严密的机器或者技术织网过程中总能发现一些另类的英雄，帮助我们逃脱一些看上去不可避免的厄运。这本书就是《斯诺登档案》，我强力推荐这本书。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隐喻就指向两大种类，第一种是乌托邦，第二种是反乌托邦，斯诺登代表的是反乌托邦，那么托夫勒、尼葛洛庞帝、凯文·凯利等都是乌托邦分子。乌托邦分子说互联网是可以进化的，可以拯救我们的人类，它代表了进步，代表着普世，甚至象征这美国传统个人奋斗的梦，也就是美国梦。其实所有成就事业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他们都是实现了美国梦而不是中国梦。
因此当你把互联网按照这个语境描述的话，互联网是人类伟大的变革，它会决定我们的工作、游戏以及跟他人的交往，它会造成新的商业和创意。即使有一些国家和人群被暂时甩掉，但是技术进步后，这些人一定会赶上来，最后实现全球大同。
但是反乌托邦分子说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是反面的乌托邦，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东西。它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拯救和联合，相反它让我们彼此隔离，每个人都产生异化，我们可能只通过阿凡达化身来交谈，同时也导致最有力量的机器，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对公民展开监控。这是反乌托邦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