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强国是经济强国在贸易上的表现，而在全球化经济时代，贸易与经济二者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贸易由大求强道路的探索需要从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结构与性质出发，紧密结合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才能找到未来的发展道路与战略主题。

当代贸易强国的价值标准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从而不再是该国可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规模的基础指标。然而，要素流动理论既指出了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的缺陷，也提出了建立现代更有意义的贸易统计即贸易竞争力的原则方法，那就是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要素收益是衡量贸易强国的价值标准，这里价值标准既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量，也是指是非评价意义上的价值观。

    从价值量而言，当出口产品是由多国要素组合生产时，出口国究竟占其中多少比重因要素组合方式而不同。出口规模并不是本国要素收益规模的直接体现。注重经济学上这种价值构成的度量，是全球化要素流动条件下必然提出的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因为究竟是出口的绝对规模有意义还是本国要素从中获得的收益规模有意义。

    企业需要销售产品，有时向境外销售更有意义，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赢利性。当企业的全部生产要素为一个所有者所有时，赢利的意义是清晰的；但当不同生产要素为不同所有者所有时，企业的赢利对不同所有者的意义则是不同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口是外国企业资本、技术等与中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的结合，企业的出口收益中有多少是中国生产要素的收益，是不能直接通过出口规模来体现的。

    如果中外要素的组合完全是由市场决定而不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话，那么企业的理性行为会使要素收益合理化。贸易在于实现收益这一价值观会在企业理性行为中得到体现。然而当国家政策推动贸易出口注重的是规模，且在有些情况下采用的是降低要素价格提高竞争力时，那么，本国要素收益就会下降，出口规模更不是本国要素收益的准确体现了。换言之，政府追求规模的价值观事实上损害了经济理性所确立的收益原则价值观。虽然追求出口有时包含着就业、税收等合理经济目标，但在政策推动出口中包含其他部门的损失，这样的出口规模就不是出口部门真实竞争力的体现，因而不是贸易强国的体现。

贸易强国的要素挑战

    中国出口导向政策推动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从1995年的2808.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671.2亿美元，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相对于产品市场进展缓慢，要素市场分割严重，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存在严重扭曲。

    中国要素市场改革和出口导向战略扭曲了国内要素市场，使要素的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形成了特殊的贸易发展模式。数据根据三种计算方式和分行业劳动、资本、能源的边际收益和实际价格数据，可以计算分行业三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

    第一，从变化趋势来看，三要素价格扭曲的变化在数值上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整个考察区间，要素边际收益的增长速度快于要素的成本。

    第二，从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和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不断扩大，而且在数值上大幅度大于国有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及资金利用效率较低的结果。国有企业劳动在样本区间内均呈现负向扭曲，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同时还承担着部分社会责任，经常要根据地方政府下达的指标安置转业、退伍军人，使其经常处于人员过剩的情况，大幅度降低了劳动效率。考虑风险的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均小于10，大幅度低于已有文献测算的资本的扭曲程度，较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外商投资企业能源价格呈现负向扭曲，且在数值上大幅度小于国有企业。

   第三，从要素整体的价格扭曲情况来看，全部企业要素整体的价格均被负向扭曲，且扭曲程度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外商投资企业能源的边际收益最低，能源价格的正向扭曲程度大幅度高于全部企业及国有企业。尽管中国的能源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干预的色彩，但是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获取能源的可能性和价格相差无几。外商投资企业能源的边际收益如此之低，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其技术水平下，相对于其他要素，更多地投入能源。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原理下，要素的边际收益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减少。尽管多数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避难所”（李小平、卢现祥，2010年；唐杰英，2012），但逐利的本质决定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则较宽松的中国后，可能降低环保和能耗标准以降低生产成本。

国际经验

    要素培育战略的目标在于提升一国在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中的地位，不论称为价值链分工还是按要素分工都可归结为要素结构决定贸易分工地位。要素培育战略的内涵就是以培育高级要素实现分工地位的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比以前更加便捷和频繁。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与要素结构相结合，要素的改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一国的综合竞争力实际上也体现在其所拥有的高级生产要素上，因此发达国家在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上经验丰富。

    一是通过移民改善国内劳动力结构。劳动力在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有一定的变化，既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高级劳动力，也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低级劳动力。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增加其高级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吸收国外劳动力补充其内部低级劳动力的不足。

    其中，劳动力的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移民的大幅增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例如大规模的劳动合同迁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是亚洲劳动力转移到了海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国际移民数量总数量也在大幅增加，2010年全球移民达到了2.13亿人。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10国际移民展望》指出，由于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到2050年国际移民数量将达到4.05亿。劳动力的国际转移改变了流入与流出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劳动力的流入进而影响东道国的产业发展。而亚洲四小龙在1997-1998年经济危机以前，经济结构依赖外籍员工。美国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国家，近二十年来美国移民数量翻了一倍，达到了4600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移民有利于改善亚洲“四小龙”和美国的劳动力结构，进而改善其综合要素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二是加大教育支出，发达国家在教育开支上也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平均水平看，OECD国家2004年、2005年的政府性教育拨款占GDP的比重为5%，2005年美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8%，法国为5.6%，英国为5%。而中国在2008年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才刚刚达到3%。2014年中国的教育经费（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3%，而美国的这一比重为7.3%。因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教育投入上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是发达国家积累高级要素的基础。

    三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教育是社会科技创新的基础，大学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但是创新既需要学校参与也需要企业参与。企业站在实体经济的前沿，对未来的市场需求与技术走向具有最直接的判断，因此政府在创新上也要给予企业支持，尤其是中小企业。比如，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鼓励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设立有中小企业创业研究基金，规定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与国家研究开发经费的10%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

产业链主导

    尽管当代国际分工已经进入到产品内的价值链分工，但不同参与国及其产业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地位是不同的，价值链分工中存在着主导与被动地位关系，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绝对控制权状态。中国如何改变在前一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在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在高技术产业中实现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走向高端，是一个现实课题。

    从中观意义上讲，贸易强国的标志是分工地位，包括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产品产业结构并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客观表现，因为各产业的资本来源属性不同，不能把外资企业的出口作为东道国的竞争力表现，正如不能把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产业性质看作一国的产业比较优势一样。因此，从产业意义上讲，国家分工地位的评判必须客观分析产业的投资来源。正如要素属权分析是回答贸易竞争力的性质一样，产业资本属性是正确分析国家分工地位的依据。我们不应否定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不应把外资产业等同于中国产业从而放弃中国产业进步的目标。

    产业的不断创新尤其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不断改变着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当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并体现出引领产业进步的方向时，国际产业链分工格局也在不断地调整。新兴产业引领着全球产业进步的方向，实现产业创新的国家主导着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在产品内分工使国际分工深化以后，我们依然要高度关注国际产业间分工的不断调整现象。在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今天，产业创新使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引领与主导地位，因为创新产业有着更高的增值率与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贸易强国特别表现在创新性产业的绝对优势上。

    高级优势要素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而国家的全球发展战略将发挥重大的引领作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核心，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支撑，中国将呈现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投资带动贸易出口的投资贸易互动新格局。装备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将代表中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国际产能合作将使中国的优势传统产业产能形成与各国共同发展的产业，各国的互联互通将创造贸易投资新格局，进而通过对各国的园区化投资，形成中国与各国的新分工贸易关系。未来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道路将是一条与对外投资互动发展的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已构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一个新战略，并与亚投行等国家金融战略一起，构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整体战略。在这样的大战略下，贸易意义上的强国战略已经成为整体强国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握中国对外整体战略，才能有效推进贸易强国战略。

    首先，“一带一路”战略是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对外合作战略的总和，全面营造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是这一战略的基本点。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对外金融战略相配合，有效发挥了国家战略优势。从亚投行、丝路基金到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体现了国家战略优势对发展投资贸易关系的引领作用。

   第三，以发展融资引领发展创造更大贸易投资关系空间，并且在国际合作框架中掌握主动权，超越了相互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区模式。

   第四，国家战略性投融资为民间投资贸易关系开辟道路，以当地经济的务实发展保障国家开发性融资的效益，宏观的长期的互动是战略整体性的本质。

   最后，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贸易竞争力在整体战略中得以实现，是在新的发展需求中实现而不是在与他国竞争既有市场中实现。第六，中国以国家战略及与各国的金融合作，将有效弥补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世界发展需求中的不足，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的不足，体现了大国的影响力和主导性，这正是全面意义上强国和负责任大国的表现。

注：原题：通往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贸易大国转型发展的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项目批号：13&ZD048）结项成果摘编，原载于社科报15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