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与金融困境呼唤机制创新。近20年来，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全球经济金融面临的困境密切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剧了资本外流，也凸显了全球经济金融协调机制的不足，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此背景下于2009年应运而生。

　　伴随着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越演越烈，世界各国逐步受累，增长下滑、就业低迷，金融市场动荡，一时间全球市场哀鸿遍野，在此背景下，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G20国家领导人峰会，意在协调应对危机。

　　自2008年11月15日，首次G20领导人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以来，G20峰会已经召开了十届。回顾以往峰会，应对金融危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都是重点议题。今年中国是G20峰会的主席国，预计9月初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全球经济形势、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国际税收合作、国际金融框架、反恐、绿色金融等，都将是重点议题。

　　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运行不确定性较强，经济依然疲软，英国脱欧，川普当选共和党候选人助长了反贸易全球化以及孤立主义思潮的崛起，中东难民危机不仅加剧了局部政治风险，也由于近期恐怖事件的频发为欧洲各国大选增添了不确定性，日本负利率之后汇率不降反升，银行利润下降，不得不再推财政刺激政策，也显示投资者对政策悲观的预期。

　　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面临较大的变数，发达国家经济与政治领导力缺失。相比之下，中国如能确保经济企稳，政治环境稳健，并抓紧推出改革措施，仍然面临很大机遇。而借G20东道主便利能积极参与全球协调治理，不仅有助于带动中国与全球经济增长，更是中国责任与领导力的体现。

　　具体来看，笔者近两个月在欧美路演，一个明显的触动便是发达国家民主制度好似陷入了领导力缺失的困境。民众对政治领袖的不满情绪异常强烈，各国精英阶层与底层群众的隔阂逐步加大，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领导力缺失的尴尬局面。

　　从美国情况来看，笔者在美国路演的震撼来自于当地基础设施薄弱的事实。波士顿中心地铁站破旧不堪，相比于笔者十年前在麻省理工做研究工作时没有任何改变。机场建设也十分落后，本就1个小时的行程在波士顿候机时跑道上等候了4个多小时，被告知的原因竟然是跑道紧张，同时也没有提供休息空间与就餐服务。

　　窥一斑知全豹，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并非新闻，近年来有关美国城市交通设施陈旧、技术落后、桥梁岌岌可危、道路亟待维修、港口破败不堪、列车无法提速等情况屡见报端，但一直没有改善，其背后主要受困于两党难以就资金来源达成一致。实际上，一直以来，几乎任何形式的政府支出，都会面对两党相互的指责与争吵以作为两党政治博弈获得选民支持的砝码，而早前美国屡次面临财政悬崖，两党也全然不顾短期风险的上升一直争辩至最后关头，才提升债务上限，同样是政治摩擦成本较高的表现。

　　此外，今年美国政治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被最终推选为共和党候选人也让不少投资者感到悲观。原因不仅在于其形象与经历与传统政客大不相同，最主要的是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赤裸裸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竞选宣言，如美国可以退出WTO，在美国与墨西哥两国边境修建隔离墙，支持英国脱欧等。而上述言论居然可以获得诸多支持，让其在党内竞选中上位，其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美国精英阶层与民众的间隙加深，民众对政党不满凸显国家政治领导力缺失。

　　与美国境遇类似的还有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在笔者看来，6月底英国意外脱欧是英国政客不负责的表现，也是政治豪赌的失败。笔者在英国路演，很震撼如下事实：一是政客缺乏担当，为赢得选票，存在“妖魔化”欧盟的情况，甚至不惜把一切英国发展中的矛盾及政策失误归因于欧盟与移民，并鼓吹这是造成一切福利损失的根源；二是媒体推波助澜。英国媒体上大肆宣扬脱欧的好处，甚至有英国报纸提到脱欧拉动英国GDP增长，对穷人大大利好，对富人则略微有利，存在完全违背基本常识的误导。

　　同时，早前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经济学家、英国政府以及笔者接触到来自金融和实业界的客户，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英国脱欧有百害而利有限。在公投之前也大多数政客都认为英国脱欧几无可能，甚至连主导脱欧的前伦敦市长、新政府的外交大臣约翰逊对此结果都感到始料未及。由于其本人并非真正支持脱欧，只是政治投机分子，也使得其在脱欧公投大胜后反而遭遇党内遗弃，未能出任首相，凸显了英国政坛的乱局。

　　英国脱欧的影响至今仍在欧盟内部发酵。法国方面，第三势力的极右派领袖玛琳勒朋（Marine Le Pen）支持率上升，其表示如当选总统或拿下国会多数，法国将有很可能启动脱欧公投。此外，荷兰的“自由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极端党派已表态要仿效英国脱欧公投；瑞典疑欧派“左翼党”则呼吁，瑞典政府应该针对留欧重新谈条件，欧盟一体化进程遭遇挑战。

　　此外，难民潮引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也使得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自由移民政策，德国更是遭遇更大的挑战。自7月中旬以来，德国接连发生多起恐怖袭击案件，这对于默克尔过往赢得广泛赞誉的包容性难民政策是个冲击，也恐将导致其民意支持的进一步下降。德国反欧元、反移民政党“德国的选择”副主席高朗德更是指责欧盟和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而言，欧洲大陆正处于政治困境之中，而政治风险的上升也势必对近两年经济增长造成打击。早前IMF曾提出，由于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增加了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将201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下调至3.1%，2017年下调至3.4%。

　　日本方面，宽松政策也几乎穷尽，负利率的出台不仅并未达到帮助汇率贬值，刺激增长与抗通缩的初衷，反而让投资者更加绝望。例如，今年以来，在全球避险情绪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推行负利率后并未出现贬值态势，反而成为了全球投资者竞相追逐的货币，大幅升值。同时，日本通缩更加严重，7月全国核心CPI较上年同期下滑0.5%，连续五个月下滑，且创逾三年来最大年度降幅。

　　此外，负利率导致银行利息差收入缩窄，日本银行收益减少，并进一步引发银行股价下滑。负利率并未给投资者带来预期转变，反而被视为政策无路可走的选择，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推出28万亿日元刺激计划，但在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慢于预期的情况下，安倍经济学同样面临质疑。

　　如此看来，当前发达国家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与政治方面领导力缺失的风险。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环境、资源等束缚，经济潜在增速有所下降，但整体仍然保持在6.7%的相对较高增速，同时，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加之今年又恰逢G20东道主与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如能利用好有利时机，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合作，在稳定国内经济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不仅有助于自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为全球疲软的经济注入活力，亦有助于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框架，增强国际影响力。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在今年的G20会议上，中国可以在如下议题上发挥更大的空间：一是针对当前反全球化的思潮，明确地表明反对立场，并积极促进双边与多边合作，用行动抵制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声音；二是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推动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三是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多边合作，特别是利用好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等战略安排；四是积极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并促进与国际组织配合，致力于全球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与推进；五是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总之，G20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峰会之一，下月初在杭州召开为中国创造了展现自己的舞台。同时，在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与政治领导力缺失的背景下，中国如能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在确保经济企稳与政治环境稳健的同时，加快推进改革，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则有助于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更是中国责任与领导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