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之时，沉沉暮色中各家各户通过窗户照射出来的橘黄色灯光，总会触碰到行色匆匆的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近年来，中华大地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鬼城”。这些城市，白天看起来高楼林立，兴兴向荣，但到了晚上，那些楼层中漆黑的窗口，还有修到一半暂停施工的工程，都让人不寒而栗。不景气的房地产，以及一系列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建材等），无疑是近段时间民间投资下行的显著标志。

　　民营企业兴则中国经济兴，一旦民营经济失去活力，中国将面临不可承受之痛。今年上半年，中国民间投资遭遇滑坡，增幅仅为2.8%。其中，制造业领域投资同比增速由4月的5.3%下降至5月的1.3%；第三产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更是仅有1.6%。民间投资面临着惨淡且严峻的考验。

　　民间投资增幅的大幅下滑，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要解决好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需要把准脉，才能开好方，治好病。虽然民间投资下滑的因素很多，但背后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民间投资者信心不足。2006—2015年，民间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占比从49.8%一路升至64.2%，为国家经济输送了不少“血液”，拉动了就业、税收与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60%。去年三季度以后，汇率市场异常波动、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等诸多因素，严重打击企业家的信心，直接影响到民间投资，以至于在去年还有10.1%增速的民间投资，到今年连续六个月下滑，创下16年来的增速最低记录。

　　然而，国内民间投资的回落与我国民间对海外投资的火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境外企业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度累计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60%。中国买家总共在美国购买了29195处房产，交易总价值高达约270亿美元，平均每套住宅成交价格为93.66万美元，高于此前一年83.18万美元的均价，并且，远超过所有海外买家交易均价47.75万美元。对待海外投资额，我们不能只看官方数据，还要看地下钱庄的交易量，这个数据甚至更大。仅广东省在2015年查处的83宗地下钱庄案件里，涉案金额就超过了2000亿元。这种“外热内冷”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投资者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足。

　　第二，伴随着“资产荒”时代的到来，大量资金难以寻找到可供投资的高收益率资产。近期因“宝能系”数度举牌万科以及恒大成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等，引发万科控制权之争更是成为市场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资本市场所掀起的上市公司举牌潮反映了市场资金面的深刻变化：“钱荒”时代的终结和“资产荒”时代的来临。自去年股灾后，中国经济下行情况明显、利率持续走低，很多行业发展阻力变大，企业难以经营。这直接造成了优质的资产越来越少、劣质投资产品越来越多的局面。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城镇化速度的减慢，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趋势性下跌和周期性减速的双重调整阶段。受到有效需求减少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还会持续低迷一段时间，因此，值得投资的项目颇为稀少。再以股市为例，2015年股市市值蒸发5万亿美元，为了避免股市崩盘波及已经创25年来最慢增长的经济，政府允许数以百计的上市公司停牌，股票市场显露冷清，“只要不亏，就算是赚了”。投出去的项目迟迟难以见效，这使得投资者纷纷寻找赚快钱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私募股权投资（PE）往往在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主要是投资一级市场（即未上市企业）股权，通过上市流通来收回收成本和赚取收益。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本该促进的投资方式，却受到了监管层不断收紧的监管措施。起到集聚资源作用的PE受到打击，也是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民间投资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退出通道不畅。资金投出后需要在预期内退出，当前我国资金的退出渠道相对单一化，PE行业的“库存”（未退出项目）居高不下。据清科研究中心最新报告统计，2009至2013年5年间，中国PE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数合计7533起，投资金额合计1269.09亿美元，平均单笔投资规模约1684.70万美元，而同期退出案例数仅2245笔，退出案例数仅约占投资案例数的三分之一。且二级市场不温不火的状态，以及场内市场的苛刻条件阻挡了99%小微企业的脚步，让民间投资者不得不延长项目的退出周期。

　　近年来，即使企业上市成功，破发的现象也十分常见。2016年截止8月4日，已实施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共632家，其中，股价跌破定增发行价的有92家，占比约14.56%。这92家公司中，主板40家，中小板30家，创业板22家。2016年5月，新三板挂牌公司已突破七千大关。在去年年初行情大好之时，只要有定增项目，投资机构便会蜂拥而至，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新三板交易低迷、估值萎缩，破发层出不穷，企业定增频频遇冷，这一切都说明新三板并没有发挥出其预期的政策效果。

　　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专家学者普遍将民间资本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即民营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是指私营、个体和集体企业的投资。有关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民间资本有12万亿，2013年已超过40万亿。2016年上半年，民间投资15.88万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61.5%。当前，我们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其实，我们最应该补的短板是投资金融领域的短板，而我们在这一方面恰恰忽略了甚至扭曲了。

　　要解决民间投资下行的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政策上的频繁变化，会成为了制约民间投资的重要瓶颈。例如：新三板急促叫停PE、类金融企业，就让民间投资者感到困惑不解。曾几何时，这都是政策鼓励和支持的对象。虽然有关部门表示，接二连三的金融骗局，是叫停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过多的行政干涉，让民间投资者很难形成对政策的中长期有效预期。

　　其次，持续地彻底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才能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前段时间社会各界曾热议过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但是淡马锡模式不仅难以实现企业扁平化管理，反而会增加改革成本和管理环节。与此同时，PPP合作，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也成果不彰。

　　第三，不断地简政放权，完善与创新管理体制。从2014年其，简政放权成为了本届政府工作的重点。虽然到2014年年底，国务院提出的“将政府部门手中的行政审批权砍去1/3”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但放权仍然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表示：“我到地方调研，听到基层反映，有的审批‘明放暗不放’，名义上取消了，但换了‘马甲’，又以备案的名目出现了。”简政放权，首先要简政。政不简，权难放，民间投资的水就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