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中国话语与媒体责任”，从新加坡媒体的角度来说，不仅谈中国话语，更从国际话语和媒体责任的角度来看。从本质上来讲，媒体不应该是国家话语权的承担者。每个媒体人，本质上追求的是独立的传播平台，不应该成为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机构，甚至是国家机器的传播平台。但这只是很多媒体人的理想，理想往往是很丰满的，而现实是很骨感的。

　　现实当中，很多媒体人都在帮助国家话语权的传播，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却被外界赋予这样的标签，作为国家话语的传播渠道。媒体因为属性的不同，有些是官方媒体，有些是市场化的媒体，有些是私人媒体，所以传播国家形象、国家话语方面，有些是有意识的组织传播的内容，像官方的媒体很多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在传播的过程中，怎么做、说什么、怎么说，就体现了这个国家话语的特色。

　　媒体，自身也是国家制度和社会规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媒体，有什么媒体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华盛顿有一个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当中展示了当年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来龙去脉的过程，版面都展示在博物馆里面，反映的不仅是角色，也展示了美国制度和社会价值的链条。媒体曝光的是政府的丑闻，迎来的是世界对媒体的尊重，这种话语超越了政府层面。我们谈国家话语和媒体责任的时候，有必要先把国家、媒体和社会规则的关系理清楚，媒体不能脱离所在的环境单一地谈责任。

　　第二，话语和形象紧密相连。谈到国家话语，是从外向内看的角度，国家话语的价值怎么体现出来？应该是通过外在标准体现的。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对这个国家话语的判定和认定，是评价话语参照的体系。如果和国家的期待、本国国民的期待不一样，意味着国家话语的建构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传播国家话语的载体有很多，但基本上有三个最重要的平台：1、媒体。2、政府、政治人物。3、公众。这就牵涉到国际媒体对于本国政府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报道，政府对外沟通和传播的能力，以及现在网络时代下，新媒体时代里面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的、能够传播政府形象的脸谱，包括媒体，也包括其它承载的平台，比如社交媒体、自媒体。这些媒体和网络媒体在整个社会体系当中是怎么被对待的？也就是在传播这个国家的形象。社会内部是否有足够的话语空间，将直接影响到公信力，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一个媒体、一个社会空间可以充分享有批评的自由，其实在这种环境里面所做出来的赞美公信力才是最高的。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那么赞美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了批评的自由，反过来会提升、加强赞美本身产生的公信力和价值。

　　第三，现在话语的传播、传达，存在去媒体中介化的趋势。虽然我们的主体叫“中国话语与媒体责任”，但是现在话语的传达有一个“去媒体中介化的趋势”。因为媒体融合的关系，很多政府部门自身或者是政治人物本身已经成为媒体了。尤其在政治新闻领域里面出现了部分去中介化，已经成为国际上的趋势。

　　从两个例子来看，中国中纪委网站、中纪委的APP，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关于中国高层反腐的最新消息，不是通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传统官方媒体发布，而是中纪委自己发布。每周五大家都会接到“大老虎”被查处的消息，这超越了过去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方式，成为中国反腐信息罪直接、最快速的来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官方媒体过去的传统优势反而弱化了。

　　在新加坡也有这样的现象，新加坡的总理、部长、议员，几乎所有的政治人员都开设了脸书的户头，除了开设这样的户头，政治人物都在通过脸书户头直接发布和政策相关的消息，包括他们对于政策的看法、队伍政治发展变化的观点。很多新加坡的媒体，要和新加坡几百万网民一样，要随时更新、察看新加坡总理、部长的脸书，以免漏掉新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以前都是媒体先知道新闻发布给公众，而在去中介化的趋势下，政府、政治人物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直接的表述者，他们的表述好坏可以影响外界的评价。这样，媒体责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化。

　　第四，话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事实，二是观点。媒体如何呈现事实？是呈现部分事实还是完整的事实？都是一种姿态，影响到了后面观点的塑造。事实的发布和观点的呈现，语言逻辑等方面都要适应新的需要。谈到媒体责任的时候，事实的发布只是话语的第一个阶段。你掌握了事实本身发布，这是你的话语，观点的渗透和形成才是话语的终级目标。不是说自己发布了话语，讲了话就是有了话语权，而是要看有没有被对方接受，有没有影响对方，观念有没有渗透或者是影响到对方的价值观念？这才是真正的话语权。

　　第五，媒体责任，建构话语是非常复杂的进程。新媒体时代，任何一个相关的事件都可能在快速传播当中由于不同主体的介入形成舆论、意见。举个例子，最近大家注意到国际先驱导报引起很多人的批评。其实是某位作者的个人文章，但因为发表在有新华社背景的国际先驱导报上，这个媒体其实就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并没有特别的背景。因为媒体自身的关系，它会被视为官方的话语，平台就被很多舆论和官方划上等号。这时候，媒体的责任很重要。话语被听到了，传播出去了，结果就成了“高级黑”，得不偿失。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景观的改变，在整个社会的大调整面前，本身社会的规则和规范往往是滞后于新媒体的现实发展。从话语的角度来看，政治话语需要有互联网的思维、新媒体的思维，媒体本身除了有思维外，还需要有数码的智商、新媒体的智商，需要利用新手法成为顺势而为的引导者。媒体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变化反映社会的进步，传递出真正的国家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