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根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材料，我们看得很清楚，经济的确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远远没有到。什么叫"拐点"？就是从现在的下行改为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状态。

　　最近我们在外调查，发现煤的价钱上涨，所以很多小煤矿又恢复了、又生产了。钢铁价格上升了，所以钢铁的销路也比较好。这些情况出现的缘由应该分析。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企业的确是改革的地方需要去库存，所以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持续前进，必须要增加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储备。生产资料的储备本来是在减少之中，但是物价只要一开始上涨，就会跟上去。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贵了，所以就造成了煤炭、钢材价格的上涨。这是当前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虽然这是当前出现的正常现象，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下行压力已经减轻。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但是不会有大的起色。"U"形、"V"形，这些都不会是今后出现的情况。更可能的，还是一个"L"形的情势，这是比较符合当前现实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讲创新。

　　在二十世纪风靡的经济学术语中，最流行且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创新"一词。熊彼特在一百年前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一百年前，工业化前期，创新概念的提出，思路是对的。彼时的确需要创新，但现在很多情况变了。

　　举几个例子。第一，熊彼特说，"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彼时是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没能想到，信息化时代紧承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是工业化后必然要经历的时代。所以目前的"创新"，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是"信息量的组合"，信息量的组合才是当前意义上的创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不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对生产要素重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

　　第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是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完全没有问题。但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这个观念是落后的，因为情况发生了改变。信息化时代下，"创意、创新、创业"，三位一体。创新，必须先有创意。而创意的源头并不是企业家，而是无数正在进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和俱乐部，经常有人去那里讨论自己的想法与创意。创意一旦生成，能够发现机会并进行投资的人才是企业家。现在的情况是，先有创意才有创新。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还存在一些保守的，维护既得利益的企业。

　　第三，熊彼特认为，"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再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充分，因为他不了解网络时代信息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通过网络传播，马上会有人自动向你投资，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下，这一点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再举一例。中国有古语云，"失败是成功之母"，但这句话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灵验。假定思路不改，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投资人，会出现新的组织者。获得一次成功，就会有下一次成功，直到新的创意出现。要知道，今天的情况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熊彼特时期，大量的年轻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缺乏知识。而今天不同，尽管大量涌入创新市场的、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还是年轻人，可他们都是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他们中也有失败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整个经济运转速度不知比过去提高了多少倍。变，人的观念要改变。我们曾经这样问过，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一方面，总的大的方向可以预测，看准看对并不难；但另一方面，具体的问题不能预测与解决，因为变化实在太快。五十年以后的消费还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投资还会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吗？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工作，他跟企业是定合同的，他有自己的计算机就够了，能够跟你联网就够了。到那个时候，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带现金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一定要购买自己的汽车吗？好多东西都在变。失败者跟成功者同样在涌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思维。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时代，"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未来，不需要企业家，需要的是领头、领跑人。一旦新的发明出现，就会涌出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这样就够了。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看看下面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而不是固守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下社会人和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重视"经济人"的概念。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他是从自己经济的利益考虑问题。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费者希望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虽然没错，但适用范围变窄，不断有经济学家对这个观点提出挑战，凯恩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具有动物的本能，即冲动性的投资。投资具有冲动性，这是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不完善的理由之一。

　　凡勃伦的观点是，人的消费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求，还存在其他动机，例如，为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某些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产生的消费具有炫耀性。炫耀性的消费是指，他明明没那么多资产，却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在街上驶过，使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他就感到满足。他的满足是花钱能够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为别人"，你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而羡慕你，从而获得快乐和满足。

　　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达不到，因为变量太多，且目标不单一，所以你怎么能够将几个目标同时做到最优呢？所以人们只能够进行次优选择。人们，特别是女同志，买东西，比如她们买一件披肩或是一件外衣，别人问她怎么样，她说"凑合"。她不会特别满意，因为她没有逛过那么多家商铺，她不知道还有比她这件更好的。买缝衣服的针，没有人会带着放大镜，将商店中的针全部拿出进行一一比较。上面的例子说明，消费者往往在走次优选择路线，那还有什么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观点现在被广泛的接受。

　　实际上，在经济学里，除了有经济人外还有社会人，社会人考虑的是社会问题。比如存在A与B两个地方可以投资，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按一般经济人的假设，应该全部在A投资，因为成本低。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可能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有依恋之情，所以说在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办一个工厂，增加当地的GDP，这是一种考虑。还有第二种考虑，我之所以在B投资，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过、生活过，当时的人们瞧不起我，认为这家伙没出息。今天我发达起来了，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这是一种心理，也是社会人。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我欺骗过一些人，找人家借完钱就走了，有内疚感。现在我回来后，回想起过去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就一定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这也是社会人。

　　现在我们经常讲，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而企业文化中最核心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形势好、红利多，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要有制度，没有制度、制度不合理就会乱。"共苦"靠精神，必须一种精神在支持大家，这时"共苦"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够的。工厂老亏损，工资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发出来，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谈制度都不管用。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共度难关，大家抱团取暖就行了。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就更证明了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意义。今后我们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上的发展，经济人假设仍然在某些层面上有用，但依然不够。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社会责任感，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所以从人类历史上看，创新就是这样的，它是一浪一浪的。创新往前走，经济增长，停止就因为前一个创新的效率已经使用了，后一个创新还没到。所以创新这个词就被流行开来。但是熊彼特本人他没有把创新分为两类，自主创新和技术创新，他统统叫创新。其中有自主的部分，比如说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这可能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再比如说一种新的管理形式、组织形式、企业形式出现了，这是自主创新。

　　以后熊彼特的追随者提出了创新分两类，一个是自主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区别在在于技术创新它的投资跟产出，成本和效益是平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投入的是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货币。只要实验成功了，成为了新的创新，它就可以拿到专利，所以它是平衡的，即使没有成功，它损失的也仅仅是丢去的货币、丢去的时间。

　　但自主创新是不一样的，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均衡的，为什么它不均衡呢？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制度所付的代价可能是无限大，因为在体制上跟原有的体制会发生冲突，因此就可能被批判，甚至判刑，一直到枪毙。所以成本可能是无限大，而收益不归个人，为自主创新而献身的这些人，成本无限大，但最后的收入可能是人民、群众、国家、社会，但他没有。

　　举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首先的自主创新表现在，包括安徽、山东、四川等地创业开始承包，家庭承包制。过去也有过，困难时期也有，人都快饿死了，他们不宣传，不组织参观，也不批判，实验再说。后来吃饱饭了，过几年回头再说。所以它的成本可能是无限大。小岗村是一个典型，小岗村当初搞承包制的时候是一个创新，但是很快中央就发现了，就派调查组去总结经验，结果农业承包制在全国展开了。凡是搞承包制的农村都得益，但没有收入。小岗村搞了以后，很多地方来参观，其中就有江苏的张家港，你搞对了，我学，学回去以后，粮食增收了，就办乡镇企业。但是小岗村还跟当年一样的穷，虽然粮食够吃了，但是没有搞乡镇企业，它不能够跟技术创新一样收专利费。我在90年代，在那里考察的市唯一一条马路是张家港帮着修的，这就是自主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同点。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创新，都是带动人类社会前进的。

　　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但它跟发明不一样，发明是科学家的事情，是发明家的事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明在实验室完成，但是要被企业家看中才行，如果企业家没有去发现它，没有看中它，企业家跟发明家站在一起，始终是发明，不是创新，它必须在经济生活中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才叫创新。二战时期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盘尼西林的发明，最初是发明家的事情，但是企业家发现这是未来最有希望的发明成果，投入生产，结果挽救了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明家跟企业家还没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合作在一起，这要靠企业家自己去找，要靠发明家自己去找。所以这是我们不足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不管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创新，第一要创意，创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创新，第三是创业，创业是最后落脚的地方。创新创业都离不开最早的创意。北大有一个咖啡馆1898，在世界上一点都不奇怪，30年前，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大学的学生，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在咖啡馆里，咖啡馆里有大学生、年轻教师，也有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创意，创新，最后创业。中国现在刚开始起步，北京大学有1898咖啡馆。天天都在谈创意，有创意才有创新，有创意才有创业。也就是说通过咖啡馆这种形式，实际上跟企业家和发明家之间有了沟通的场地。

　　第二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是创业的前提，为什么说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它不是固定的，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听课的时候，经常会讨论到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四个推销员来，你们给我带着木头梳子样品订单去给我推销梳子，指定到和尚庙里推销梳子。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卖多少？一把没卖掉，怎么没卖掉呢？和尚说我光头，梳子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别人是怎么推销的。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多少？好几十把，你怎么推销的呢？把你的经验跟大家谈谈。他这样说，我对和尚们说，梳头这是梳子的一个功能，但梳子是第二个功能，尽管你是光头，但你用木头梳子挠头皮可以活血、美容、养颜。梳子还有这么多功能啊，销了好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好几百本，样品都销完了，还有订单呢。你告诉我怎么销那么多呢？他说我到庙里仔细考察了，香火挺旺，香客挺多，头发会乱，会沾香灰。我找到方丈，卖给他梳子，给香客用。第四个推销员回来说销了几千把，你怎么销那么多呢？我直接找方丈，跟方丈说，有人给你庙里捐钱，有人给你送油，到外面办事需要公共关系，你得有礼品回赠他们，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木头梳子两边可以刻上字，正面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上，反面方丈提几个字，比如说佛在心中，日行一善等，别人作为纪念品留下，你办事更方便，给你送品更多，送钱的也更多。有道理，订了几千把。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是木头梳子，新产品要有新功能，没有新功能就不叫新产品，功能是可以变化的。大家现在用手机，你这个手机跟十来年前的手机比增加了多少功能，因为增加功能，这就是你的手机用途在扩大。

　　第一个推销员他不行，因为他只知道死守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梳头。但第二个推销员把功能扩大了，不仅能梳头，而且能美容养颜等等。第三个推销员他把木头梳子的功能改变了，改变成庙里关心香客的一种工具，使香客感到庙里对他很体贴，有人性。到第四个推销员，把木头梳子的性能改变了，它不是梳头用了，是纪念品，是庙里的一张名片，人们当成纪念品留下。所以说我们市场是可以扩大的，市场扩大主要在功能。新产品就是老产品有新功能。把这些都记住，我们就看的更远。

　　消费者的概念都在改变，今天的消费者远不是50年前的消费者，我们父亲一辈可能是那种消费观念，现在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消费是自己满足，而且不要求是最大满足，因为现代人知道，最大满足是做不到的，哪里有什么最大满足，怎么满足呢？差不多就行。因为差不多，所以他买了之后还要买，不断的买，一直到买够为止。你问一些同学，你不是要买纱巾吗？你不是要买便装吗？如果我买最优的，我把北京市的大牌商场走到，用笔记下来哪家买，最后做比较。没有的。第一家不行到第二家，也不行，第三家不看了，过一段时间再来买，如果第四家行，别人问你怎么样，凑合，凑合是次优选择，不是最优选择。

　　西蒙是次优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到天津大学讲课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没有哪个人到商店买针，我要买最尖的针，一盒子针，你自己挑去，自己必须带显微镜看。一纸针里面拿一根出来看看，不太直，第二根不太尖，第三根行了，第四根就不看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观念，所以消费观念在变，经济观念当然跟着变。

　　第三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懂得，企业家是要讲效率，但是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厂房，有多少设备，有多少好的原料，有多少合格的毛利率等等，这构成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效率还有第二个基础，效率的道德基础，效率的道德基础跟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不一样的。但两个基础同时存在，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呢？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品常规效率，效率的刀割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是效率的道德基础。

　　举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什么国内游这么高的奋斗热情，战斗精神，是道德基础起了作用，道德基础是全民抗日。第二个例子，在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奋不顾身的抢险救灾，就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各地志愿者跑到那里，解放军开动。这都是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第三个例子，一个移民社会是高效的，深圳是移民社会，深圳跟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客家人为什么效率高？移民社会，人从哪里来的？从中原来的，到了长江口岸，过江了，在鄱阳县登陆。登陆以后，干什么事？第一件事办学习班，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组织学习，所有南下的人在那里都要学习，学什么呢？学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古训，什么古训呢？中国民族的传统，帮助穷人，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大压小。学完以后，第二步分配，这些人到广州，这些人到广西，这些人到河南，这些人到福建，剩下的到江西。所以客家人是很了不起的，经过这样的学习，把传统文化流传下来，效率最高。今年的河南人加上历史上的河南人的后代，2亿人，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再看，清朝中晚期，山东人、河北人闯关东，山西人、陕西人走西口到内蒙去，浙江人闯欧洲，都是移民社会，效率高。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就是道的力量。我们经常讲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它得靠市场无形的手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是靠法律法规、政治来调节，规章制度来调节。有没有第三种调节？有，人类社会出现了好几万年，什么时候才有市场调节？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开始交换了，才有交易。有国家、有政府、有规章制度，但人类社会存在1万多年2万年之前，没有市场有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他们靠什么在调节？靠的是道的力量，它是唯一的调节。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还需要有道的力量调节，因为总得有规矩，总得有人遵守原则，原始社会就靠道的力量来调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看到，有了市场调节，如果没有道的力量调节，有了政府调节，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调节，仍然会出问题，市场效率是不高的，预期是紊乱的，因为人不相信市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它是道的力量调节，首先在自律，自律才有道的力量调节，有道的力量调节，就必须有各种文化建设。比如校园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这都是文化建设，都是道的力量调节。

　　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你们经常讲，我们要建立企业文化。对，但是究竟为了什么要建设企业文化，建企业文化不是单纯组织旅游，也不是过年吃顿饭，主要是增加企业的凝聚力，企业有了凝聚力，企业有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同甘共苦，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不能笼统的说同甘共苦。为什么？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举个例子，当企业赚钱的时候，如何分配红利，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即使现在制度还不合理，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服从这个制度，修改以后再说。

　　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小富靠勤奋，没有问题，中富靠机遇，这也没有问题，大富靠智慧。我们在广东调查，主要是在深圳、贵州做调查，大富靠智慧，你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是这么讲的，不要看我从你那里赚多少钱，而要看你从我这里赚多少钱。你到我这里来采购货品去卖，你赚钱越多我越高兴，因为我的销售扩大，这就是一种智慧。什么是智慧？要善于回避风险。经常听人家讲，两个人到森林里去旅游，后来听到老虎叫，一个人就不管那个人跑了。另一个人把运动鞋拿出来，换双鞋。那个人说老虎跑的比人快，你换鞋有什么用？他说只要我跑得你比你就行。

　　最后一个问题，观念更新才有新思路，我们一定要懂得，今天谈创新跟熊彼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组。对今天来说不够了，今天是信息化时代，熊彼特一百年前提出的是生产要素重组，今天是信息的重组，能掌握到更多的信息，信息的重新组合才能够使生产要素有效的重组。你单纯重组生产资料，没有信息，可能是无效的。有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过去靠经验的时代是对的，现在是不行的，如果你思路不变，你失败一百次还是失败。应该说成功之成功之母，成功以后，小成功变成中成功，中成功变成大成功，遇到新问题重新思考，这样才行。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创新不但创造市场，而且创造就业，就业从工业化的历史上看，都有过深刻的例子。一个例子，当初在英国，工业化开始，农民就进城，房子凑合住，能安家就行，小孩也带着在那里生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工作，钱少，你时候你要找工作，男的干重体力活。结果一个创新出现了，缝纫机发明了，当初解决了农民工老婆的就业问题，在家里就能接人家的活干了。缝纫机的发明对当初解决就业者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工业化初期过去，电发明以后，结果工厂都用电，大工厂的工人觉得抢我们的饭碗。结果没有抢饭碗，电使用以后及很快被中小作坊所采用，本来是用人拉，开关一开就行了。电扩大了就业。今天是网络时代，就业增加了，光是网上购物送货的行业增加了上千万人的就业，以前哪想到呢？

　　现在谁能够料到50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谁到料不到，因为变化太快了。比如说50年以后，人们还会像今天一样住写字楼，一个公司要那么多的房间作为写字楼。在自己家就行，有电脑就行，不用办公室，我跟你订合同，也许是这种情况。50年以后，人还买汽车吗？汽车可能是个包袱，是个累赘，没有必要买，到哪里租个车用就行。好多观念在变，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在变，谁能够料得到。

　　什么是永恒？道的力量调节是永恒，社会责任感永清，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最最重要的观念是共同命运体的概念，北大的校友对北大就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有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把创新搞的更好，谢谢大家！

　　注：本文为经济学泰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第八届北京大学企业家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一是从资产管理部门的层次来看。资产管理部门要管好国有资产，不要让国有资产流失，但这还不够，资产管理部门更应该着重于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或者说着重于资产的配置效率。经济学过去关于效率的分析，研究的是生产效率：假定投入量不变，产出量增加了，效益就提高了；假定产出量不变，投入量减少了，效率也提高了。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假定投资既定不变，如果用A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效率，换一种B方式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1的效率，这就是效率提高了。这对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对于我们的结构性改革有很大的启发。涉及好几十万亿的国有企业改革，现在的配置效率是最好的吗？能否通过调整一下资源的配置来大幅度提高效率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管理国有资产的时候，需要关注如何提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

　　二是从国有企业的层次来看。首先，国有企业分为非竞争性产业、竞争性产业、引领性产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进行多元的、多种形式的投资。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碰到了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上面让我搞我就搞，你让我跟谁谈判我就跟谁谈判，对产权激励躲得远远的，以免说我使国有资产流失了。我们还发现，民营企业的产权搞得很活跃，而且有章法，当前碰到的最难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民营企业现在普遍面临企业的继承人问题，企业通常是贤中取亲，或者是亲中取贤，产权最后都要落实到家庭成员当中，然后再按股分工、按股分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经理人就在社会上聘。但我们在调查民营企业时发现，这样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也不行，职业经理人没有股份，合同期满他就可以走了，另找别的企业当经理人。如果想要留住好的职业经理人，就必须让他变成合伙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在进行试验。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细则还没有出来，只有细则出台了，各项改革包括职业经理制度才能够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