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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闭幕，会议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首份《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会议提出，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构筑包容性增长的价值链将对世界经济、贸易与增长格局具有深远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将进入深度整合期
当前，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幅下降。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两倍。然而，由于需求疲弱、成本升高、贸易摩擦增多、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全球贸易增长进入十分低迷的时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将降为2.8%。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也低于全球GDP增速。
低迷的贸易增长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在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重振全球贸易发展，特别是如何借助G20的平台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对实现全球新的增长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多个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全球价值链以及增加值贸易核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也首次将改革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纳入了APEC合作议程，并在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全球价值链合作发挥了引领作用。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APEC成员间关系日益密切，东盟一体化、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推进。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均做出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融入产业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将进入一轮深度整合期。
全球价值链三个特点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新体系归结起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中间产品跨境流动在全球贸易中占主导。
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完成最终产品和服务提供之前，这些“中间环节和阶段”需要通过多次跨境流动，最终体现为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迅猛发展。这与传统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联合国《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附加值贸易对发展中国家GDP 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OECD统计进一步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系的价值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降低贸易成本提升亚太价值链合作水平
区域贸易协定（RTA）迅速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却割裂了区域内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两国或多国交叉连接，各种条款规则又不尽一致。这种“意大利面碗”RTA实际上增加了商品跨国流通的复杂性。更严重的是，RTA的发展导致“竞争性区域集团”的形成，分散了投入WTO多边体系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弱化了WTO的执行力，阻碍了全球化进程。
据估算 OECD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可降低 10%的潜在贸易成本，中低收入国家大约可降低15.5%。因此，领域逐渐从传统的“边境上壁垒”（即涉及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第一代”贸易自由化）延伸 “边境内壁垒”（即涉及国内规制改的“第二代”贸易自由化），同时要求“跨边境互通互联”。
在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下，需要全球贸易政策与治理更加强调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因为，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因此，首先要以降低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壁垒为切入点，提升亚太乃至全球价值链合作水平。应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削减关税峰值和最高关税，鼓励部门贸易自由化（零关税），抑制关税升级，取消进出口中的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修改原产地规则中累计原则以鼓励区域价值链贸易发展，进而消除价值链壁垒。
同时，我们希望应该在今年G20的框架下，全球应主动倡导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诸边贸易谈判的相关议题。以2014年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新兴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为路线图，加快构建和完善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完善中间产品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合作。
周其仁: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们通常会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的工作，看作是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的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
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是不足以显著降下来，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
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中国经济说的再多，中国经济今天在全球立足是靠它的比较成本优势，我们的独到性的东西，创新的东西，未来很有希望。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在全球立足主要靠比较成本优势，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观察，也限于时间，我想举这么几类成本来说明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这个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第一类法定成本。
你看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竞争当中形成的，如果这个员工你想雇，我也想雇，我们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要素拿到手，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供求决定的。
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你必须交税，比如必须缴社保的缴付。我们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降下来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降下来的。必须我们的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方面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实际工作当中见效的措施。你不降，他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这个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这样的话，很多企业不等市场成本降到他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他就支撑不了了。应对所谓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的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你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大，所以你就根据国际经验看，光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的话，这个窟窿，这个财政的窟窿短期内可以说增加一点赤字，长期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
其实这个经济不管怎么下行，它总还有机会，你看我们的生活，你看我们北京，说经济很慢，但是还有堵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比如儿童医院，我走过几次根本没办法通行，我不是去看病，只是路过而已。发生什么问题呢？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是我们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甚至不是潜在的、明显的需求做反应，中间有障碍。
我们的医改强调了公共服务，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公共服务，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你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个不是靠喊口号，许愿，表达我们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就够的，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
这就要靠价格机制，人生不下来不一定学医，学医不一定到儿科，我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当中，这让我们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很可惜，一方面觉得我们潜在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我们看国民经济现象，房地产，虽然全国过量库存，降库存问题很大，可是同时你看深圳、上海、北京房价冲的非常高。什么问题呢？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的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作出灵活的反应，它就会出现这个尴尬局面。这里还在讲降低房地产库存，那里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
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这么一个关键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标，由北京来决定供应多少。我们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好好用，甚至闲了多少工业厂房，几百万平方米的。问题这些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这个事情深圳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全国的行政控制决定的，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你得不到，这个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
这三类法定成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作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都想把它叫做体制性成本。
中国的经验，过去所以成功，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的大规模的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一个关键所在。
李稻葵:中国经济显现四大亮点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我们梳理了一下，中国经济至少有四大亮点。
首先一个亮点是，宏观经济的结构调整已经取得诸多进展。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逐年上升，目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已达到46%左右。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收官时，这个比例能够达到甚至超过50%，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亮点。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我们现在的就业形势很好，失业率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位。
第二个亮点是，金融领域内的改革有很多进展，比如存款保险机制，比如利率基本上实现市场化，比如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成了一揽子货币的成员，这些都为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大幅度提升。比如，人民币加入SDR一揽子货币，金砖国家投资银行已在上海选址，很快就会正式开张、搞建设。中国领导力也彰显出来了，在各种各样的多边经济外交场合，中国领导人都被放在非常重要甚至最重要的位置上。中国领导人发言以及中国相关的各个部门的发言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
第三个亮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是非常巨大的。这体现在中国的大国优势正在凸显。讲一个例子，紧邻浙江、江苏的安徽省人均GDP全国排名靠后，而江苏人均GDP则居前列，两省人均GDP差这么远，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但这恰恰是安徽省下一步上升的理由。一旦跨省之间的资源流动、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形成，大国优势能够形成。
根据我们的测算，“十三五”末期，中国省与省之间的最大经济差距将由目前的4倍缩小到2倍，从而进一步拉动人均GDP增长。
从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现有劳动力总数基本上处于峰顶，但是受教育水平和寿命在提高，每一个人有效的可以健康工作、健康生活的年限比前辈长多了。而且每一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目前大学毛入学率大约在40%，相当于英国30年前的水平。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效劳动供给，也就是劳动力人数乘以受教育水平乘以健康水平所得到的有效劳动供给仍然在提高。这是第四个亮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巨大的，不应悲观。
蔡昉: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有底气
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也不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悲观看法；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一次次喊着“狼来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预言者，这回以为终于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还有一些投机者，以为中国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跃跃欲试地要做空中国经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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