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市场决定”取向

　　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市场规则不统一、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再加上社会主义体制和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使得整个社会对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宏观调控的程度及范围相当广泛，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下更要树立市场决定思维，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改变把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混合一起的弊端，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手段调控经济。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公平，要改变“错位”，退出“越位”，补上“缺位”，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又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

　　提出“区间与定向调控”概念

　　在前几轮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上，我国一直选择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调控目标，这在以往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基于新的发展理念，中央于2013 年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思路，而区间调控就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就业与金融风险的底线。

　　底线思维也是宏观调控主体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底线。即“社会政策要托底”，要保证低收入群体拥有基本生活保障，大多数群众生活稳定，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经济增长底线。为确保到2020年，GDP、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未来几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5%以上。三是金融风险底线。要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更不能爆发金融危机。

　　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可以使得调控较为从容，不会因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而频繁“出击”。此外，为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城乡、产业之间结构失衡问题，2014年，我国政府在“区间调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定向调控”，与以往相比，在定向调控力度上，不搞强刺激，而是实施“喷灌”、“滴灌”，注重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

　　在定向调控对象上，改变以往调控对象偏窄、手段单一的缺点，将调控对象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密切挂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均成为定向支持的目标领域。手段也更加丰富，包括实体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保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出现了为定向调控“加力增效”的迹象。这些变化反映出定向调控的内涵大大丰富了，不再是狭隘的、行政命令式的要定向“做什么”，而更像是为了今后少做或不做什么而采取的纠偏措施。

　　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将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作为调控经济、提升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因时应势，依据自身情况理性选择，推出自己的“预期管理”措施。不同于西方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我国的“预期管理”覆盖领域更加宽泛，强调“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现代方法逐步增加。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还不稳，市场主体对经济复苏的信号还略显谨慎，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行为向政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此，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预期管理：一是把稳定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不断明确表明对经济稳定增长，“不让增长滑出下限”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以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二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对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三是及时公布权威性、重点性、及时性、无偿性、透明性和可信性的政府信息或政策，并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科学解读，以促使政府政策规则、政策制定、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等保持稳定性、透明性、可预知性和可学习性。

　　树立“国际化、全球化”视野

　　正是基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实际，我国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国范围，明显带有“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

　　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大力促进商品出口，鼓励优势产业和资本输出。二是不再拘泥于现有发达国家设立的国际经济活动平台，而是按照我国的需要开始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和设立国际经济机构，并在各种国际场合提出自己的议题，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设置。三是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国内建立上海、福建、天津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导建立亚太自贸区。同时签订中澳、中韩等双边自贸协议，促进经济交往中的多赢、双赢局面，强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更加注重供给管理

　　从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看，由于长期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我国对调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较为偏重。在此偏好的引领下，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使“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长期主导经济发展，不仅使大规模资源耗损不断增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导致了产能过剩、投资回报递减、发展失衡、分配扭曲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正是基于需求管理自身的缺陷，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种种动作寓意着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将做出新的调整：从过去突出强调需求侧转变到更加重视供给侧，宏观调控的长期视野将集中体现在供给管理上，即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结构调整、制度变革与完善，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