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杰出诗人、王佐之才——曹操曾在《推恩令》中说“有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然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曹操起于寒族之家，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又加上生逢乱世，为了重修宇内、整饬朝纲，故此他的用人之道很大一部分继承了法家的衣钵。“唯才是举”其实也是推衍自“七术”中的“恃术不恃信”，即大力肯定荀子的“性恶论”，认为臣子的利益从本质上讲，跟他们这些帝王将相是相冲突、甚至是对立的。于是，他便提倡完善制度、修缮法规，提高领导艺术，以驾驭和操控下属。也正因为曹操寄希望于“体制约束”的思想，促成了他用人不拘一格的特征。

　　相比之下，文子对人才的标准近乎择贤选圣，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

　　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

　　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
　　
　　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

　　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

　　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

　　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亦即是说国家的兴废之道，全在人治，主张通过为政者“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子帅以正，则孰敢不正”的表率作用来引导属下修德律己，以达到政兴人和、国泰民安的境地。

　　因此在人才的勘定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唯才是举”和“德才兼备”。对于这二者的优劣长短，历来为史学家争论不休。北宋时期被誉为“诗中弥勒”的黄庭坚就曾大唱：“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的颂歌，力推圣朝“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近代学者张理先教授则引用《黄石公》中的言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献其计；勇者尽其所能；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避其死，始为天下王矣”，认为一个人要成就惊人的艺业，难免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成为其中的领导核心，就要建立体制和把握权术。

　　依笔者看来，双方所言各有道理，单单依靠修德律己的理念来制约下属，的确容易造成基层官员的平庸化和厚黑化，形成庸才或厚黑之人把持大权，“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怪圈；而过分强调“唯才是举”则会给品行不端、善弄阴谋的人以要求晋升的借口。实在令人进退维谷。

　　谚曰：“古有骅骝，令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可见，在自然界中，就连马匹的外形、菜肴的味道都参差不齐，又怎么能够要求人的德行完美无暇呢？非要等到大智大贤如姜子牙、伊尹之流出现，才去礼贤下士并使用他们，不也太虚无缥缈了吗？

　　《人物志》论十二种偏才

　　1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

　　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

　　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

　　2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

　　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刿，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

　　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