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三个主要文件已经全文公开发表，一个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件起草过程的说明，还有一个是“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于中国大转型和大变革，我主要有三点认识。第一点，要用中央既定的发展目标倒逼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第二点，要推进改革并不很容易，因为在社会上总是存在或明或暗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一些噪音。任何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否定都是对党中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大政方针最恶意的曲解。第三点，要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高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用发展倒逼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件起草说明中指出，如果今年的经济增长达到6.9%，那么在“十三五”规划剩下的年份里每年经济增长至少要达到6.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任务看起来并不能轻松达到。
 
    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见仁见智，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将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比较明显的下滑。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今后会不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搞不好就会掉进去。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中国才能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抱有信心，但是，他们认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改革的决心和部署。
 
    为什么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这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中国要用2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翻两番，当时也发生的一场争论。那场在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争论与今天的争论一样。相当多技术派的经济学家根据中国当时的人口状况、资源情况和资金情况，怎么也没有办法计算出20年里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已故的经济学家泰斗孙冶方认为翻两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他代表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人数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孙冶方代表的观点认为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能够实现？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改革抱有较大的信心，对改革的红利和潜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把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考虑进去，所有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可能都是错误的。实践证明，上个世纪最后20年，中国超过了翻两番的增长目标。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一直真正坚持了改革开放。
 
    前不久在讨论TPP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下一步要用开放来倒逼改革。今天我又要强调，既然中央已经确定了在剩下的几年里增长不能低于6.5%，我们就要用这个发展的任务去倒逼改革。
 
    让人高兴的是，刚才提到的三个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主题词就是改革，而且强调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中央提到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理论创新，二是制度创新，三是科技创新，四是文化创新。我认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就是改革，而科技和文化创新也必须依靠改革。
 
    今年新中国成立已经66年，1978年至今已经37年。也就是说在66年里，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大部分时间是在搞改革开放的。所以，否定37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
 
    我多次讲到，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不改革，更大的危险在于改革往后退。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感到有否定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暗流在涌动。有些人用一些虚无缥渺、遥不可及、过时的、陈旧的政治口号和概念，干扰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有些人把一些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拉进经济建设的日常生活，煽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会情绪来阻碍或者抵制改革。更有甚者，有人要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还有人要在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多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非常果断地、非常严厉地制止了将意识形态争论引进经济领域。1984年、1986年到1987年，以及后来的90年代初。今天，我们也应该旗帜鲜明地对反改革的言行予以抵制。
 
改革要有“升级版”
 
    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多次出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三个文件中。我的理解，改革本身也要与时俱进。 “十三五”规划中有许多的改革内容，是在37年改革经验总结上的升级版。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中，提到了很多方面的改革，比如科技创新、人口城市化、扶贫和国企改革等，都有很多论述。“十三五”规划建议里也有许多改革的内容。我今天突出地讲一下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有一句话，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说明中则提到，现代金融发展呈现出机构种类多、综合经营规模大、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跨境流动快、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
 
    这些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和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给现在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重大挑战。
 
    现行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金融市场相继诞生，由于监管没有相应跟上，全国出现了金融混乱的局面，同时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非常多。所以，在全面大力整顿金融的同时，参考了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有关法律和实践，我国开始推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
 
    这一框架的形成大概用了将近10年时间，并在过去20多年里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这个体制也慢慢形成利益固化，各个部门的分割也非常明显，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还提到，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其中，金融信息碎片化，就注定了现在的监管体制是有缺陷的。所以，下一步预示着分业监管的体制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高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对金融监管体制实施了改革。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趋势是，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的央行，各国现在都加强了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集团的监管。因为现在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的央行和微观风险的监管是分离的，微观监管部门有时热衷于“宏观调控”。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效应有时会被叠加而放大，有时又会被互相扯皮而抵消，有时候甚至完全失去作用。
 
    今后，制定货币政策和监管金融机构趋于统一会不会出现道德风险？事实上，十多年前就是因为认为这两个职能放在一起会有道德风险，所以把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现在“三会”的监管职能，都是从央行一个一个剥离出来，先是证监会，后来是保监会，最后是银监会。当时剥离的原因当然也考虑到增强监管的专业性。
 
    但是，最近中国金融局部风险和股市剧烈波动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分开以后的道德风险好像比合在一起的道德风险还要大。金融机构出现兑付危机，总是指望央行提供援助，股市一出现波动就要央行提供无限的流动性。这就造成更大的道德风险。从全球监管改革看，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逐步走向统一的。
 
    第二个趋势是统筹监管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清算、资产登记托管等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高效安全的运行。这样，就可以降低重复建设的巨额成本，同时可以增加跨市场金融风险的透明度，及早加以防范。
 
    第三个趋势是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整合金融业的信息收集。金融信息碎片化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