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落幕，从大会传递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示中央充分掌握当前经济状况，对引领经济新常态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并从明年开始全面推动经济转型。
 
    会议提出了2016年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项任务定得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地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要实现这方面的目标、争取明年能见成效，还存在着一系列的挑战。我认为，要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面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真正落实自贸区试点所探索的负面清单改革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
 
化解产能过剩需要调动两种资源
 
    当下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存在各种制约因素。一是沿袭30年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世界经济的周期调整，外部需求疲弱不振，中国维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重重困难，产能无法释放。目前，不仅钢铁产业产能过剩，很多实业的出口项目，随着出口的迅速下滑，也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后遗症，这项政策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方向的投资，项目规模非常大，投资方向非常集中，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导致银行回款能力弱、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三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消费能力还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硬伤导致中国现在产能释放要比发达国家产能释放更加困难。目前，中国还有40%的人口没进入城镇化。国家希望在2020年让大家人均收入倍增，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在没有到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依靠自己国内市场来化解产能的力量确实非常有限。因此，我认为化解产能过剩需要调动两种资源：一是要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加速中国资本“走出去”，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解决成长的烦恼。如果今天只用国内自身的条件来解决产能过剩，这个困难是非常巨大的。二是调动国内有消费能力的群体。
 
    关于去库存，我认为，如果去库存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直接导致银行回款能力低，造成钱慌，进而将不断催生货币政策来解决钱慌。但投放的货币又是用于解决钱慌所造成的债务问题，也即银行有了钱借给企业，企业又直接用来还债，这个投放的钱没有盘活存量，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钱，没有生产能力的钱。因此，去库存直接涉及银行资产盘活来解决坏账问题。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房地产的属性要从投资性标的转变为消费型标的，需要监管层通过税收机制、市场交易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盘活存量，让投资客觉得房地产已不再是投资标的的市场。否则，房子卖不动，开发商回款能力低，银行资金不能及时回款。所以去库存就是要盘活存量，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认为，2016年在供求两个问题上：一方面需要考虑如何把今天的消费和需求释放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怎么把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机制改革等措施盘活出来。
 
金融投机杠杆抬高企业融资成本
 
    去杠杆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在堵住盲目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加快地方债市场建设，这有利于调动社会闲置资源，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合理利率期限结构打下基础。二是去僵尸企业的杠杆，通过重组、收购、退出和必要的破产程序，把浪费的资源盘活出来。三是去金融投机的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诸如互联网P2P过度加大金融杠杆，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赚钱方式。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靠钱养钱的模式，甚至很多企业家也放弃了主营业务，开始将产业的资本投向金融投资，造成产业空心化。
 
    由于金融杠杆加得过高，金融投资收益被过度释放，带来了收益高涨现象。金融市场的收益恰恰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为金融市场收益高了以后，银行存款就出现流失现象，最后银行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的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只能通过提供理财产品，通过高成本回流资金的方式来服务实体经济，这时候银行贷款的资金已不是通过以前的存款渠道获得，而是通过理财等渠道高成本地回流资金，由此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借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期限很短，利率很高，企业资金成本降不下来。
 
    目前国家货币政策已经非常宽松，银行间互相借贷的成本非常低，但一旦银行去跟客户打交道，借给那些没有抵押能力但未来可能有赚钱能力的中小企业，借款条件就非常苛刻，不仅期限短，而且资本成本也高。
 
    我认为，2016年一定要把金融市场的杠杆降下来，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才能够完成结构调整补短板的任务。
 
企业短板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就盘活了
 
    中国经济的短板问题非常严重，增长方式是其中最大的短板。我们以前的增长方式是靠招商引资，搭着跨国企业的便车去做出口，民营企业的出口也是看跨国企业做什么市场，学做什么市场，但是它们缺乏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进口大量的海外技术部件或者贴海外的品牌才能在海外市场赢得更大的份额，这个商业模式让它们付出高昂的成本。
 
    但是在过去，因为劳动力成本便宜，地方政府给它们的土地资源也非常便宜，再加上税收的监管比较薄弱，所以讲白了，中国企业过去就是靠成本的优势去争夺市场份额，以此对冲高昂的技术进口成本。再加上政府通过资源价格管制，给企业便宜的外汇和便宜的利率。而如今都跟市场接轨了，这种成本优势已经不再，这样的商业模式行不通了。
 
    所以，制约中国制造业生存的短板问题必须解决，能不能有自己的国产化技术，去替代用高昂成本进口海外技术；能不能用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替代贴海外品牌所付出的高昂成本。这部分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我们的企业就可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短板真正解决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盘活了。
 
    现在银行不想贷给中小企业，究其原因不是钱荒，而是企业经营赚不到钱的风险太大，所以银行是有钱也不敢贷。当企业把赚钱能力的短板补掉，银行对企业也就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银行不会再把对公业务的钱，拿到对家庭理财业务，然后通过通道业务又把钱送到金融市场理财，这样的模式就会改变。因此，现在的短板就是实体经济的赚钱能力，那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由于我们过去采取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短板问题被掩盖了，因为我们是用海外招商引资的钱去服务实体经济，所以金融短板都没问题。现在招商引资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减少了，资本流入的结构也从长期变为短期，所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短板问题凸显，缺乏自己找到好项目的能力。以前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没关系，找不到好项目也没关系，只要跨国企业的钱能够找到好项目，我们搭他们的便车就行了。现在到了提升我们自己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时候了，这个短板一定要补上，不补上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不补上就会出现金融体系大量资金不得不空转。
 
改革努力面临三大挑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开始去做这样的努力。但这个努力明年能否立刻见效，还面临着以下三大方面的挑战：
 
    第一，中国30年形成的出口带动投资的增长模式，要立刻转变为依靠内需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难度很大。或者我们还是坚持部分经济增长依靠出口，但是今天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复苏都非常脆弱。2016年世界经济会不会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状况，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出口市场，对此我不乐观。因此，明年的经济增长主要还得要靠我们自己。
 
    第二，在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明年不能够马上取得效果，是因为我们2009年的4万亿刺激经济的做法，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没有解决，包袱还很重，明年要把这个包袱解掉非常困难。包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能过剩。2009年提出了许多产业振兴计划，后来是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全国各地都做了同样的投资，结果重复建设，投资过度，不得不恶性竞争，即使是光伏产业也因为价格恶性竞争，处在这个行业的低端水平。现在这些行业都处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中。
 
    2、全民理财。因为4万亿的做法是货币政策拿钱，财政政策投项目，银行的信贷跟上。这种过度投放资金，势必造成钱不值钱，老百姓放在银行的钱一定会形成负利率。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转而投向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去理财，最后全民理财的结果是造成银行资金流失，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下降。银行再把流失的资金拿回来，只能通过理财的通道，而理财的成本提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压力。这是第二个后遗症，4万亿的包袱到今天，你要想把今天老百姓理财的行为转变为消费的行为，短时间不可能。
 
    3、民营资本退步。在落实诸如4万亿之类投资过程中，很多民营企业家没有机会拿到政府的采购项目，最后他们把之前30年所创造的产业资本退出来炒房、炒股票，民营资本退步了，去玩金融资本，而玩过金融的企业家，再让他做实业难度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供给端的改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式，将改革的重任交给没有沉迷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和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创业才刚刚起步，要获得丰硕的成果，起码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就想看到市场活力的再现有相当的难度。
 
    4、环境的破坏。由于过去的治理模式，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重资产、高能耗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应该把财政的钱用在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上，但却为了追求GDP增长，大兴土木，这些都造成了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种慢性病，立刻解决是不可能的。环境的污染会造成我们有能力的消费群体移师海外，甚至未来生活都选择在海外。环境的污染造成了中国消费的流失，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产能释放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成长的烦恼。调结构的任务如果放在美国倒是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其已发展成为成熟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世界前10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70位左右，这样一种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要解决今天的库存，解决今天的产能释放是困难的。一方面，中国40%的农村人口，今天还没有实现城镇化，他们的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消费还处在一个解决温饱的水平，而发达国家追求幸福的消费范围各种各样，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高支出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目前达不到的。另一方面，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居住的居民，公共资源（养老、教育、医疗等）稀缺，所以，大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积淀才能确保未来安心生活。如果我们的货币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困难的。
 
    所以，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认识到，中国未来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人均收入要倍增，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带到小康社会。现在有一个悖论问题：收入没有达到小康社会，收入的倍增靠谁来埋单，企业发力但是缺乏市场消化能力的问题，是中国今天发展阶段给我们带来的成长烦恼。

     为解决成长的烦恼，政府动用了两种资源。在国内先解决环境、消费者保护和税收等问题，以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实施“互联网+”战略，把制造业的高成本通过服务环节的创新降下来，从而确保中国劳动大军在碎片化的时间，在确保诚信的环境中进行消费，积少成多，也能释放出国内足够多的产能。另外，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立自贸区方式，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全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量来解决中国今天要实现的五个方面转变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成长的烦恼和过去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今天负资产，以及30年所打造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都不是一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
 
    另外，在这儿有必要提一个醒、敲一个警钟，不要把五个方面的任务当作一项竞标赛，最后为了达标，又是政府出来解决。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为政府手中没有钱。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很薄了，还要完成减税的指标，只能通过货币的印发，来解决政府减税让利所需要的资金。这样就会造成又是政府带着我们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把今天政府干预市场的后遗症留在了未来！所以，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面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对不能够依靠政府拿钱去消化今天的产能，通过印钞票降低资金成本，如果一切的问题又回到政府来解决，未来的后遗症将更加严重。现在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真正落实探索负面清单改革的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