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契约精神？有的人认为这纯属法律范畴，契约就是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也就符合了契约精神。也有的人说，契约精神应当升华到道德层面，道德评判应当在契约精神当中立有一席之地。我本人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合同范畴里的契约精神
 
    合同范畴里的契约精神是指用诚实信用的方式来履行合同，说白了就是六个字：重合同、守信用。
 
    比如最近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一篇帖子《我差点死在了北京机场》，说一名记者，11月9号乘坐早八点的南航CZ6101次航班前往北京采访时，突发疾病，但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救护车在交接环节互相推诿，导致这名记者不得不爬下飞机、爬上救护车。当这名记者半蹲半爬下梯子的时候：航空公司与救护人员“吵架的声音瞬间变成了身后声声温馨的关怀，但是，身后没人扶我一把！一个人都没有！”“宽敞的两边站满了身穿深蓝色制服的清洁人员，但是，身边没人扶我一把！”
 
    我相信没有一个航空公司的承运合同里面会写有这么一个条款：航空公司有义务把垂死的病人抬下飞机，但并不是说合同里面没有这个规定，航空公司就可以见死不救，任由病患自己爬下飞机或者死在飞机上——航空公司积极救助病人是履行合同当中的诚实信用，是契约精神的体现。至于那些救护人员的表现就更加恶劣，连契约都不顾，罔论精神了。
 
    大家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如果缺少了诚实信用，也就是契约缺少了精神，合同履行起来就会发神经。从孙二娘那里买包子，只要有包子上桌就可以了，是人肉馅的，还是牛肉馅的，客官们管不着，你再啰嗦，连你也给剁了，肥的做肉馅，瘦的去填河。这和南航履行合同的思路如出一辙：你坐飞机，我把你送到目的地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要把你活着送到，对不起，合同没写。
 
审判范畴里的契约精神
 
    缺少了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合同争议的解决同样也会发神经的。比如，据多家媒体报道称，奚晓明疑涉入前山西两大煤商张新明与吕中楼的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子的大概缘由是：山西省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购买金海煤矿时遇到资金短缺，以股权转让等方式向吕中楼持有的山西沁和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最后将股权悉数转给沁和。沁和最终共支付4.23亿元(张新明所承认的数额)，获得在该煤矿占股62%。不久，该煤矿市价飙升至百亿元，张新明想要回股权遭拒，于是以转让价格过低为由发起诉讼，要求废止当年的转让合同。山西省高院一审支持了张新明的诉求。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后，于2012年9月作出判决：判令沁和归还张新明46%的股权。案号为“(2011)民二终字第76号”。
 
    2013年1月，针对“76号判决”召开的两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内最著名的民法和民诉法学者几乎悉数到场。几乎从不参加个案讨论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主动参会，“这样高级别的、如此糊涂的判决，如果再不出来说句话，实在是对不起法律的良心了。”
 
   “如果煤炭价不涨，也就没有了这个案子。现在煤炭价涨了，才有了这个案子。”梁慧星解释，最高法院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是错误的，既然双方当事人都是商人，那么双方约定的就是公平的，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法院就没有权利干预。
 
    “这个判决颠覆了十几项法律原则和制度，”梁慧星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全国性的指导作用，如果下级法院都效仿，“那法律关系就乱了，社会就乱了，社会稳定就不存在了，法治国家就很难实现了。”
 
    这个案件似乎告诉我们，对契约精神的背叛有很多原因，其中法治的缺失似乎是重大诱因。
 
道德范畴里的契约精神
 
    对契约精神的背叛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道德观在发生变化，所谓人心不古。
 
    人心不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的宗教信仰变得淡薄，心里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以前大家似乎都很害怕鬼神，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什么人在做，天在看。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用的杆秤，相传中国传统的木杆秤是鲁班运用杠杆原理发明的，他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13颗星花，每颗小星代表1两，每颗大星则表示1斤,定为13两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秤杆上又添加了“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为16两一斤（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为计算方便，国家才把秤统一改为10两一斤）。在做买卖时，商人手提着秤毫，提醒商人要明察秋毫，秤一提起来首先看到的是定盘星，提醒商人要权衡一下良心。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得缺斤短两。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星直接影响人的寿命，旧时商业道德讲究诚信为本，出售货物克扣一两，减福；克扣二两，福、禄俱损；克扣三两，福、禄、寿全无。藉此警告商家一定要买卖公平。所以过去民间流传有“秤上亏心损阳寿，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
 
    普遍认为现在的人们已经没有了这种忌讳，不再像过去的人了，现在的人只要能挣钱就百无禁忌。因此，我对古人契约精神的那种景仰一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直到我看到庄秋水的一本书《三百年来伤国乱》。书里提到福建的茶叶，特别是武夷茶的外贸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清朝）进入全盛时期。但是，造假、掺假、粗制、滥造也随即盛行，于是武夷茶、福建茶、乃至中国茶就渐渐地丧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茶闻名的“中国制造”早在130多年前就开始丧失了其市场竞争力。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而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20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下面是庄秋水文章的节选：
 
    驻欧美国家对武夷红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着福建茶叶经济的发展，伪茶随之而生。19世纪60年代，外国商人就抗议中国茶商们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叶末掺进茶叶中。有的茶商则没有在装箱时使用足够的铅，以至到目的地时，茶已经受潮发霉。卢公明对此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要比商业贸易中欺骗无知、诈骗粗心人的方法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超过中国人。”
 
    种种缺乏商业道德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1872年，福建省通商总局特地颁发了一份“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来出口的乌龙、功夫等茶掺入碎末，或者梗黄拌入增重，这种行为导致洋商运回国内而亏本。通商总局呼吁茶商们守信用，保护中国茶的声名：“查商贾贸易全屏信实力能近悦远来。本口茶叶一向为货物大宗，自各国通商以来行栈增多生意日盛，自应各整行规公平互市，以期于国驰名信孚中外。”同时，如有奸商样货不符，或制作伪茶，一旦被洋商高发，“定即严拿究办决不宽贷”。
 
    武夷茶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福州港在19世纪80年代慢慢沉寂下去，茶叶“中国制造”的垄断地位从此丧失了——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因为过度采摘，茶树被破坏，以及加工过程中粗制滥造的现象，武夷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
 
    而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20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
 
    看来，契约精神的缺失我们祖上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一方面我们的基因里似乎就缺少契约精神；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对合同富有创造力的另类履行似乎也如出一辙。你看，南航送客，抵达就行，死活不管。我们祖上卖茶叶，斤量够了就可以，好坏不论。
 
    所以，我现在每每想到这些就非常凌乱，不知道那狗日的契约精神跑到哪儿去了。后来，我终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它的芳踪，那就是金庸的武打小说。你看看江南七怪与丘处机抚养英雄遗孤的约定——江南七怪重情重义，对江湖上的不公不义之事，定会出手相助。因为丘处机的一席话，便千山万水要找到郭靖，并教他武功，让他成为一个英雄。为此更在大漠住了十八年而未返江南。
 
    你再看看那大恶人欧阳锋，虽然杀人不眨眼，但是言出必践，郭靖与他三击掌饶他不死之后，他果然不敢动黄蓉一根汗毛。最后华山论剑关键时刻，他用强逼迫黄蓉（其实也就撕破一幅袖子而已）教他“九阴真经”，不巧被郭靖撞破，他竟然羞愧难当，举袖掩面而抱头鼠窜。
 
    嗟呼，难道我们只能在武打小说里才能找到契约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