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此文为《民国遗脉》序言，原标题为《莫道风流终散尽》。
 
    2013—2014年，我的同事萧三匝带着陈曦、朱汐、张东亚、王曦等记者走进历史，操作了“民国遗脉”系列报道。通常的操作流程是，萧三匝提出文章视角，记者负责采访，萧三匝再负责编辑。文章刊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本书即是部分报道文章的结集。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曾经发生的新闻。从根本上说，记者和历史学家从事的是一类职业，他们都希望保存人类的记忆。但优秀的记者和历史学家一样，并不仅仅是现实和历史的记录者，他们首先是思想者和提问者，决定文章高度的从来都是见识。
 
    历史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否则它只是一堆碎屑。后人读史，必然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因此客观上已在重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历史也都是思想史。从这个角度观察读书界近年来兴起的民国热，可谓洞若观火。

本书作者    萧三匝
 
   《民国遗脉》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
 
一、家运折射国运，家风事关世风
 
    民国历史写满了动荡，风云人物层出不穷。他们书写着历史，但掌控不了历史发展走向，甚至掌控不了自己家族的命运，这就注定了民国政要的后人只能与世沉浮：唐绍仪后人相当落寞，段祺瑞后人有普通工人，陈其美后人开起了面包店，宋教仁后人成了三轮车车夫和杂货店店主……所谓风云散尽，世事等浮沤，能不让人长相嗟叹？但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催折，一些家族仍然有意识地传承了先人树立起来的家风：冯国璋后人普遍谨慎，徐世昌后人崇尚中庸，徐树铮后人依旧较真，黄兴后人以“不争”为上，李烈钧后人性格刚烈……当代中国需要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在本书的几位作者看来，这些传自先辈的家风正是道德重建的基础。
 
本书作者  陈曦
 
二、对历史抱持同情的理解
 
    这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倡导的治史态度。钱先生之所以如此主张，是以赓续中华文明为出发点的。这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良的历史观，为激进革命所不容。
 
    中国近现代史是政治、社会风气日趋激进的历史，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这从逻辑和现实两个方面导致了全盘反传统的浪潮。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浪潮走向巅峰，同时也就走向了癫狂。改革开放后，思想界已经提出“告别革命”，但中国的激进思想并未得到彻底清除，特别是在历史观上，很多人仍然认为今人总是胜过古人，后人总比前人高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非黑即白，非进步即反动，全然不知设身处地为历史人物作想。这种史观貌似高明，其实缺乏建设性，骨子里还是英雄崇拜的变种，事实上不过是另一种奴性意识的表现。 
 
    同情地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意味着既不丑化，也不美化，说到底是一种平视的态度。本书中所写人物，在现实中，相互之间多有龃龉，本着平视的精神，我们不妨说，作者试图把他们请到一张圆桌前茶叙。茶叙就是对话。我们希望，中国今后的历史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
 
三、重新定义历史人物
 
    没有任何人是完美无缺的，民国政要也是如此。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来概括历史人物及其家族命运的变迁，怎么写？显然，只能选取一个切面。本书的做法是，突出历史人物身上与当代现实能产生关联的特质，同时兼顾这一特质对其后人的影响。比如，段祺瑞清廉，不蓄私产，晚年甚至靠赞助生活，所以没给后人留下财产，加之他心思都放在国事上，很少关心子女教育，子女不成器的居多；宋教仁是中国议会政治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但其思想并未在普通人心里扎根，连他的后人也未尝了解先人遗教，其命运坎坷未尝于此无关；蔡锷是民国初年最有法治精神的军人，其对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至今仍有启示意义，而其后人念兹在兹的也正是中国如何才能建成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只是我们固执地背对阳光。
 
    都道是，朱颜辞镜花辞树，风流从来幻云烟，但一国文明的发展，怎能总是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