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当前产业升级换代任务十分紧迫，我国能否在机器人革命和产业发展上有所作为，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影响。而以技术取代人工既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有“用工荒”、 “招工难”现象日益加剧所导致的“倒逼机制”的作用。

　　文眼

　　经济发展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经济新常态的反映。传统上，我国扩大就业主要依赖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速逐渐下滑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开始依赖结构升级和产业优化。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对就业的影响，将是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的基础与前提。

　　——亚夫

　　当前我国就业“三碰头”情况错综复杂

　　目前，我国就业“三碰头”情况错综复杂。

　　一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突出。自大学扩招以来，我国大学生的毕业人数每年快速增长，2015年的规模已经接近了750万。但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仅有不到80%，这就意味着有100多万的大学生在走出校门的时候不能顺利地找到工作。

　　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任务艰巨。现在每年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大约近千万，但农民工就业质量比较低下。工资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不全、工作环境恶劣的状况亟待解决。

　　三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题未解。特别是“40-50”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途径狭小，缺乏一技之长，如何实现再就业困难重重。

　　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容易引发各种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这就给扩大就业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就显得十分必要。

　　概括来说，我国当前的就业状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双降 ”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大约有1500万人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749万，另外还有中专、技校和初中高中毕业生。而在总量需求方面，2015年中国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缺口大约在50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减速和人口拐点的到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供需双降”的情况。根据人社部的统计，2015年1-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同比减少20万人。一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同比和环比均小幅下降。按照惯例，春节之后的3月是招工高峰 ，但根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上报的数据，一季度进行招聘的企业数以及企业招聘的工人数都出现了下降，有些地区下降的幅度甚至达到了15%。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监测显示，2015年一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2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469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了91.9万人，下降了15.7%;求职人数减少了78.6万人，下降了15.1%。新增就业同比减少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降”为近年来一季度用工旺季少见的情况，显示出经济下行压力正向就业端传导。

　　2、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并存

　　从公开的数据看，近些年来，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保持在4%这么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则有一个缓慢上升的态势。即使是从已经公布的调查失业率来看，失业率也仅为5%左右。

　　应该说，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欧美大多数国家相比，该失业率可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据统计，2014年，美国失业率为6.2%，日本和欧元区失业率分别为3.6%和11.5%，而希腊和西班牙失业率均高于20%，法国 、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失业率也超过10%。

　　虽然公开失业率不高，但隐性失业现象却广泛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速的不断下降，隐性失业问题开始逐渐凸显出来。根据学者的估算，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隐性失业人口数量从3902.8万呈波浪式增加，到2002年达到21598.4万高峰，此后隐性失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直至隐性失业人口总体消除。

　　隐性失业率在2003年之前基本在9%-30%之间呈波浪式、缓慢增加的趋势波动，第一个波峰在1982-1984年，第二个波峰在1990-1991年，第三个波峰在2001-2002年，此后隐性失业率快速下降，自2004年以来隐性失业率几乎为0，而这种情况也与同时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用工荒”紧密相关。

　　与传统的隐性失业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不同，当前的隐性失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在产生的原因方面也与过去有较大差别，以往的隐性失业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所致，而目前的隐性失业既有统计方法上的问题，也有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托市和保护的问题。

　　目前，我国仍主要采取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农村流动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虽然一些调查研究均表明，农民工的失业率均比平均的城镇失业率要低，但农民工职业不稳定、工作不充分却很严重。

　　此外，城镇失业或无业青年(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不登记的现象普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表明，2012 年6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外来农村人口总体失业率为6.0%，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为了维护劳动力市场稳定和社会和谐，许多地方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性政策，对不景气企业不解雇员工甚至多雇员工进行补贴，导致部分企业冗员增多。这就意味着，即使简单地以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之间的差额类似于隐性失业的话，那么隐形失业率至少在4%以上，涉及隐性失业者上千万人。假如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的话，那么隐性失业率也要超过1%，隐形失业人员达到300万人以上。

　　3、就业质量不高

　　在许多情况下，劳动者并非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较好的岗位。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作时间过长 。研究表明，我国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小时以上。从城镇数据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之外，所有行业的周工时均超过了40小时。另外，大多数行业的周加班时间(按标准工时40小时计算)在3—5小时之间，超过50%的行业的平均周工时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无特殊需求企业”应遵守的最高工时限制44小时。

　　二是社会保障不全 。以农民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2014年，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分别为：工伤保险 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 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总体而言，参保比例偏低。

　　三是就业不公平问题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不公平现象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户籍原因。许多岗位只对本地户籍或非农业户籍开放，外地户籍和农民工会因此遭受歧视。目前，北京市的农民工总量接近400万人，其中约有220万的16-35岁的新时代农民工。根据共青团北京市委2012年的一项调查，新时代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558元，仅及同期北京市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7109元的36%左右。农民工不仅工资水平较低，而且还经常遭受工资拖欠。据统计，截至2013年11月底，北京劳动监察机构共查处各类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004件，为34977名农民工追发工资2.86亿元人民币。

　　其次是性别原因。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以及生育需要中断工作等，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遭受不公平现象比较严重。据调查，男性青年白领和女性青年白领月平均收入差异对比，在每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区间，女性白领明显多于男性，女性白领的比例为59.78%，高出男性白领48.27% 10多个百分点;而在每月收入5001元及以上的区间，男性白领的比例高于女性白领，尤其是在8000元以上的收入区间，男性白领高出女性白领接近8个百分点。

　　此外，就业不公平还表现在身体条件(比如招聘要求一定身高、拒绝乙肝、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学历条件(招聘时要求985、211高校等)、地域条件(招聘时明确不招聘某些省份的人或限定只招聘某些地区的人)、年龄(招聘中设立年龄限制，但又缺乏必要的理由)等等。

　　四是职业培训缺乏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4.8%，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而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6.4%，女性占31.4%。

　　五是职业病频发。 由于工作环境恶劣、超长时间加班等原因，我国存在一些职业病的高发地区和领域。根据国家卫计委披露的《2013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报告》显示，当年共报告职业病26393例。其中尘肺病23152例，急性职业中毒637例，慢性职业中毒904例，其他类职业病1700例。从行业分布看，煤炭、有色金属 、机械和建筑行业的职业病病例数较多，分别为15078例、2399例、983例和948例，共占报告总数的73.53%。职业病不仅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也是国民经济的一大损失。

　　经济新常态对就业的影响和冲击

　　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我国的经济新常态概括出四个典型特征，即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相应的，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对就业的影响和冲击，是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1、扩大就业从依赖经济增速转向依赖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上，我国就业扩大主要依赖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速逐渐下滑的情况下，开始更加依赖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经济增速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的刺激效应带来了当年经济总量11.7%的增长，在此之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导致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虚高，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短暂减速，30多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近10%，其中“十一五”时期高达11.2%。但是，进入“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回落至两位数以下。2010年，我国的GDP增速为10.6%，到2012年下降到7.7%，2014年的经济增速仅为7.4%。进入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仍未得到遏制，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到7%。

　　然而，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未削减就业扩大的动力。从2010年到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每年都在递增，其中201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同比多增12万人，超额完成了1000万人的就业目标。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这么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大大抵消了经济增速下滑对就业带来的冲击。事实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大增强了。

　　2、化解产能过剩对就业的影响是一项长期任务

　　产能过剩指的是产业的潜在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的实际需求所形成的供大于求的状况。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在欧美一些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如果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意味着可能有超过设备能力发挥的现象。如果设备开工率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对中国而言，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开始步入了产品相对丰富的时期，产能过剩的字眼就此频现报端。而到了2004年以后，抑制产能过剩一直是管理层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刺激计划在取得缓解金融危机的积极效果的同时，产能过剩问题却更加突出，而国家发改委也多次发布警示，提醒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此后几年，这种情况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化解。

　　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披露的有关数据来看，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75%，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

　　在这种情况下，化解产能过剩就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的任务。这一决策，涉及河北 、山东 、湖南等多个省份、多个行业。大量关厂，将会分流出不少需要安置的职工。以河北省为例，五年内，我国要压缩钢铁产能8000万吨以上，其中6000万吨任务落在河北。仅这一个省，钢铁一项，就会直接影响20万人、间接影响40万人就业。

　　3、人口红利衰减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出了迫切要求

　　人口红利是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态势。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再加上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抑制作用，我国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近些年也出现了“拐点”，这表明维持了多年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开始逐渐衰减。

　　第一次人口红利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目前，超过2.6亿农民工已占到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7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然而，这支庞大产业工人队伍的素质却令人担忧。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显示，迄今仍有76.2%的农民工只有高中以下文化水平，65.2%的农民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

　　如果横向进行国际比较，在G20国家中，中国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反映一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徘徊在倒数三四位，指数值仅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0，差距明显。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虽产出量大，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不多。不仅如此，低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还容易导致产品质量不高、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

　　近些年，我国一次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尽快挖掘二次人口红利就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尽快提高劳动力队伍素质，以质量取代数量，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教育和培训，这既包括对基础教育的加强和均等化，也包括强化对现有产业工人队伍的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需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更多大学生加入产业工人队伍，这既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优化产业工人队伍素质，还能起到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招工难的“两难”困境。

　　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也要进入人口和劳动力的“新常态”。若能抓住机遇，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取得实效，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就会提早涌流出来。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坚实动力，也是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可靠保证。

　　4、技术替代工人趋势日渐明显

　　经济发展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经济新常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主战场是美国、德国 、日本和中国。德国提出了工业4 .0，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 ”，中国提出了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层次深度结合的“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并描绘了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 ，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这其中，尤以机器人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最为引人瞩目。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任务十分紧迫，中国能否在机器人革命和产业发展上有所作为，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提出的：“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2013年12月30日，工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培育3到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到10个配套产业集群;工业机器人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明显增强，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5%以上。

　　中国以技术取代工人既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有“用工荒”、 “招工难”现象日益加剧所导致的“倒逼机制”。但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弥补用工短缺的同时，也势必会对低技能工人产生排斥。比如美国的数据显示，进入新千年后，中产阶级的信息处理工作职位日渐下滑。从2000年到2010年，有1100万个秘书职位被互联网服务所取代，后者让维护日历、计划行程这样的事情十分容易。同一时期，电话接线员减少64%，旅游代理减少46%，会计减少26%。美国并非个案。在欧洲，7600万个中产阶级职位中的三分之二成为技术的牺牲品。

　　在我国，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最新全球机器人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共买入36560台工业机器人，占全球销售量的五分之一，同比增幅达60%，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机器人买家。广东东莞大朗镇被誉为世界毛织之都，这里3年前有50万工人。随着数控织机等大批智能生产装备的普及，机器设备换人在这里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50万工人，仅剩下5万人，近9成工人被机器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