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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篇《摈弃“甘居中游”的心态》的文章，说有的干部把“甘居中游”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做事不努力，“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足于“凑合”，习惯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我安慰。文章批评道，“这种心态之下，一些干部在岗不在状态，为官慢为、为官不为，实质上还是庸官懒政的老毛病”。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确实是中国人常有的心态，不过那主要不是指当官混日子，而是一种小老百姓无奈的自我宽解和安慰。中国的童蒙书、家训、善书、箴言、民间智慧中有不少这类的说法。例如，《知足歌》里说: “莫谓我身不如人，不如我者尚多乎。退步思量海样宽，眼前便是许多福。他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
像这样的“比”，是草民因无奈而自我适应的“比下有余”，对他们来说，“比上”实在是太奢侈了，所以比的方向只有一个——朝下。网上有一个《泥饼故事》介绍说，海地很穷，有的海地人做“泥饼” 果腹，介绍者感叹道，看到这种情景，“我才明白能吃上一碗热白饭是多幸福的事”。这么比的，会是一位富豪吗？大概不会；想来是一位日子过得不容易，但却能自我安慰，知足常乐的平头百姓。这令人想起了阶级斗争时代的“忆苦思甜”和“文革”中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吃忆苦饭”——虽然物质极其匮乏，但意气风发、热情高昂，幸福感特强。
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威尔斯（Thomas Ashby Wills）在《社会心理学的往下比原则》（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一文中指出，“比下有余”是一种心理机制，能让人产生安全和满足感，提升良好的自我感觉、找到伙伴温暖、常怀感恩之心。这种“朝下比”虽然看上去似乎有积极的心理提升作用，但在心理学里却被界定为“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又称负向情感），因为它包含负面的自我观念和情绪，如自卑、害怕、挫折感、无助和无力、无成就感。人们在关注他人或事物时普遍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感兴趣，也印象更深。朝下比的负面情绪会加剧人的负面趋向。
朝下比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研究的一个部分。社会比较理论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54年首先提出的。他致力于研究人的期望、自我期待、抱负、自尊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认知失调等问题。
社会比较可以分为朝上比和朝下比两种。有的心理学家认为，朝上比(“比上不足”)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降低一个人的自尊，使他产生妒嫉情绪，变得灰溜溜和自卑。另一个是激励他奋发向上。威尔斯是最早研究朝下比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认为，朝下比是人出于自我评价需要的一种防卫性机制。如果说朝上比有损于人的自尊，那么朝下比则有助于人的自尊。
威尔斯指出，朝下的“比下有余”主要是从与不幸他人的比较中得到安慰和满足感，朝下比的人有“复杂的感情，与从他人的不幸获取快乐感不同”。以他人不幸为乐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幸灾乐祸”。比下有余是在心里认同不幸的他人，因为大家都不幸，所以不必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灾乐祸则是置身事外，对他人的不幸无动于衷、冷漠旁观。
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都关注一些看上去令人费解的“朝下比”心理现象。这类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例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个人命运（individual fate）不好，便会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他觉得有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命运不好（shared fate），那他可能不但不沮丧，而且反而还会拿来炫耀，满不在乎地自称“屌丝”和“草民”。又例如，境遇不佳者会认同其他境遇不佳者，而不是境遇好的他人。这有点类似于人们平时所说的“同病相怜”，但重点不在于“怜悯”，而在于寻找能在心理上能分担不幸的同伴，希望跟自己一样倒霉的人越多越好。
再例如，在群体中，如果人人日子都过得挺好，他们的满足感就不明显；如果其中一些人日子过得特别不好，那么其他人的满足感就会高得多。那些不幸的人为其他人提供了朝下比的对象，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幸福感。竞争性的加工资，有的人加，有的人不加，尽管加到的数额极为有限，但加到的人会有极大的幸福感。
人们一般认为，“比下有余”能起到“以思转境”的积极心理调适作用，能让人在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多想想自已所已经拥有的，这样怨恨就自然消失。但是，心理学家指出，朝下比会成为一种不良的固定心态和思维习惯，让人对负面情感的自卑、挫折、无助变得麻木不仁，惰性十足，既不思进取也无意改变。而且，朝下比会让人因虚假的心理满足而变得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在找不到朝下比的对象时，对朝下比有心理依赖的人还会故意贬低和歧视他人，以此得到心理满足，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就已经不只是一般的负面情感，而是变成了一种病态的认知失调和心灵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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