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已和老伴默默入住养老院的钱理群，因"卖房养老"，触及中国社会的"痛点"，再次成为自己所害怕的"公众人物"。在养老院，钱理群不只是要看报、读书，锻炼身体，安享晚年，他还一如既往地写作，充分利用这难得的、自由的、毫无功利的时光，给未来的人们"写信"。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21年，算是"做准备"阶段，1939年生于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18年，在贵州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在北大教书育人，写下多部研究鲁迅、周作人等人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回归中学和贵州。教育是钱理群一生的关键词，他为教育上下求索、不停奔走。

    学生余世存称钱理群是"真正意义上的堂·吉诃德，一个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的精神圣徒"。钱理群身上带有那一代人的烙印，要反抗一切压迫、剥削和奴役，但也自知局限所在，明白乌托邦虽有价值，但高悬于彼岸，这其中的张力，恰为他一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初心

    读小学时，“就在教师那一栏签了名”

    在南师大附小读书时，钱理群就朦胧地梦想着当教师。事实的确如此，他读北大，在贵州边远地区教书，重返北大，教育一直是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钱理群实践了大学教师到中小学教书的"五四"传统，他到南师大附中讲鲁迅，却因高考，听课学生从人满为患到寥寥二三十人。不过，最后留下来的学生以自由、独立的学习与思考，带给他安慰。此后，钱理群又去了贵州，试图把"种子"播撒在农村。

    2002年，他从北大退休，眼见中小学应试教育下的种种弊端，又介入进去，高举理想主义旗帜，团结"真正的教师"，展开改革。

记者：从北大退休之前，你已介入中小学教育了？

    钱理群：我介入中小学教育时间很长了。对于教育，我第一个梦是在南师大附小的时候，那时有个题目，问"长大了做什么"，一个美术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很多职业，我当时就在教师那一栏签了名。那时候特别佩服我们的小学老师，最早的梦是想成为像他那样的教师。我第二个梦是文学家的梦，想搞儿童文学。第三个梦就是学者的梦，具体是在大学中，来传播和讲鲁迅时开始形成的。

    我当了18年中学教师。实质上，我一直关心中小学教育，当然后来介入是一个偶然的因素。简单地说，刚介入，就遇到很大的阻力。当时有个电话直接打进来就问："你好好的在北大当你的教授，来我们的地盘干什么？"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你越赶我我还不走了。后来，我便以民间身份介入。

    中国的改革问题向来缺少自下而上的过程，都是依靠政府，没有民间基础。那么，这个时候，我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介入，把这当做一个事业，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其实，"五四"时期就有中小教育改革，介入中小学教育跟我的专业也有关，就是我研究鲁迅，接着鲁迅往下做，进一步传播鲁迅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和我的专业结合起来。

记者：有一个说法是说，你是在南师大附中传播鲁迅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状况，遭到了困境之后，然后才去的贵州。

    钱理群：这个说法太简单化了。当时在南师大附中讲课，王栋生老师认为是非常成功的。那时去听课还得申请、批准，一开始报名的非常多，后来越来越少。一个原因是时间问题，要在下午四点之后，有时候我就要坐在那里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后来是一个学生来信，说您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听您的课的，我们非常想听您的课，但我们面临一个难题，就是高考。我们上一堂课还在课堂上，老师说："你们不高考是不行的。"但是，下一节您的课，就是让我们远离高考。我们很喜欢您的课，但我们希望高考之后再来听您的课。

    后来，有二三十人坚持下来。其实，我觉得来太多人不正常，二三十个才是正常的。而且，我发现中学生对鲁迅理解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从整体来考虑，中国城市里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应试的阶段，到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步。我是不是应该到基层到农村去？但到了农村是我自己讲不了课，只能（给教师们）讲讲我的理念。之后，我把关心的重点转移到农村，我到了贵州，但说实话，也只是关心，没有更好的抵达--好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我觉得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后来，我的工作变成了支持第一线的老师，以我自身的教学资源去支持和帮助他们。

记者：教育改革势必要依靠这些第一线的你所说的"真正的教师"，问题是要怎样才能产生这些真正的教师？

钱理群：第一条，是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的，以学生成长作为全部教育出发点和核心，也是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中得到意义。第二条，是真正爱读书爱思考的。

因为现在，除了教科书，学生都不读书，老师也不爱读书。我们要提倡和推广教师组织的读书会。现在南师大附中就是这么做的。这些读书会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激发一些理念，从而扩散。这些老师也很孤独，他们就自己来做这些。比较可喜的是，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年青人，不满足于现状，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局部改变现状，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年青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成长，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

对于"真正的教师"，我研究过一些典型，他们是成功的，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我接触的这些老师，既有大城市的，也有边远地方的，他们各自境遇都不一样，有的人很幸运的成为了名人，大多数仍然默默无闻，还有几位已经退出了，我认为都是正常的，他们都产生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位马小平，他已经去世了，影响力也很大。

记者：进入中小学教育这么多年，你常用"失败"来定义它，那么有没有一些成功的地方？

钱理群：我用"屡挫屡战"，不是"失败"；我对我介入中小学教育，我这一生，都用这个词语：屡挫屡战--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屡挫屡战，初心不变。有挫折才有成长。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事情，有坚定的信念，就能屡挫屡战。

恒心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独立的人”

面对教育体制这个大环境，钱理群明白高考不可抗拒的"威力"，他提出、倡导"静悄悄的教育变革"理念。因此，他编选人文读本，关注打工子弟教育，倾听师生的声音，和具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实践者一道，"从上好每堂课开始，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始"，推动教育变革。其核心动力，正是追求教育的独立与自由。

记者：你一直倡导"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面对、处理外部环境，尤其是当它带来冲击、挤压甚至炸裂的时候？

钱理群：现在的教育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的问题。这个利益链条包括老师、学生，甚至是家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利益链条，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服务性质的。根子就是在提出教育产业化之后，这个利益链没有人去打破。我曾经想，真正应该反腐败的是教育界。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没有能力和条件来改变。我们又不能消极，那么该怎么办呢？我提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便是基于这个前提。

首先，我们要正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比较切实。现在不是教育大有可为的年代，这里包括对整个教育形势的估计，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严峻性。当然，也没有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地步，我们国家的政策、教育体制都是有很大空间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记者：理想的教育在你心中是什么样子？

钱理群：我觉得理想的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将孩子教育成为独立的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人，这是教育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记者：实现这个理想依靠什么？

钱理群：还是我一直坚持的：教育的独立和自由。

记者：要"让孩子多玩会儿"。

钱理群：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保持人性。要对青年的青春期保持一种期待。人内心一直都有对精神的追求，而青春期他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怀疑精神，一种向上的精神。好的教育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把这种种子给培育出来。教育要靠理想主义者，大家联合起来，这种理想主义加起来是很可观的。像南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就是，他那里有这样一个群体，"静悄悄的教育变革"就体现在这里。

记者：一个老师自身的价值也体现在这些小的层面。

钱理群：对，不断地获得价值和成就。所以我和王栋生老师都反对"蜡烛说"，什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多荒唐！对孩子的成长的发现，就是老师存在的意义，自身亦从中获得快乐和价值。

记者：互相滋养。

钱理群：在教育过程中，自己也获得成长。关键在于，是抑恶扬善还是抑善扬恶。至少在我讲课的那个时候，整个课堂是一个抑恶扬善的空间。这个时候它也是有价值的，是快乐的。老师没有那么惨。

苦心

“要告诉未来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独立思想的人在”

1998年北大百年诞辰之时，钱理群批评北大没把校庆"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2008年，在一次民间聚会上，他慨叹当今的教授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2012年，他指出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便如此，钱理群仍视北大为精神梦乡，一再叮嘱他在北大教书的学生两句话--"凭兴趣做学问，凭良心教学生"。

即使有时"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即使不断告别，最终"隐"入养老院，即使强调自己已是一个时代的旁观者，钱理群仍然关怀现实，不断书写，面向未来。

记者：我们再谈回北大。你称北大为自己的精神梦乡，然后一直批判它，你觉得这些年，现实北大和理想北大之间的距离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钱理群：变大了。

简单来说，就是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主导着北大。我这样说太尖锐了。当然，北大有一个好的传统，有着最好的学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有人有自己的承担和努力，只是被边缘化了。我留给我在北大教书的学生两句话，就是"凭兴趣做学问，凭良心教学生"，能做到这两点就很好了。

   记者：回过头来看，你怎么评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个说法？

钱理群："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海涅提出来的。就拿鲁迅来说，他的学生很少有能真正理解他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这里包含着教育的局限。学校的教育永远比不上社会的教育。比如我在这里讲课，你们现在听得津津有味，一会回去，不出两个小时，你们就会有另外的一种逻辑，这怎么办？教育的理想范围是有限的，但只要它传播出来，就自然有它的效用。

记者：你一开始就有教育上的使命感。现在还有使命感吗？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天生地关注政治，关注社会问题，带有现实关怀的。另一方面，我现在写作是为未来写作。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下，不一定会有人关注"为未来写作"，就像今天我们不断回忆"五四"时期，那么以后也会有人不断地回忆现在这些，就是要告诉未来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独立思想的人在。

我要不停地反思，这也是一种使命感。现在就会有很多人难以理解，觉得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你还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甚至有可能带给自己危险，干什么呢？但我是快乐的。我做这些是有自己的使命感的，我是愉悦的。别人理解与否不重要。

当然，我自己的局限性在于--也是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我是一种个案。感觉很多事情我也是不懂的，就说网络，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它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不懂。我只能看着，做一个旁观者。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我只能说，我这样活着对我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你们，对别人，不一定有。所以要看清自己的局限性。要坚守自己也要怀疑自己。

记者：你说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要研究儿童文学？

钱理群：这就是我的浪漫主义。到了老年的时候，想做这些。我跟很多青年都讲，现在的青年时代和我们那时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是向上的、快乐的。现在很多人的青年时代被剥夺了。

记者：你对知识分子的晚年有什么想法？

钱理群：不管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包括小孩，都活得很累。没有目标吗？那就以这个为目标：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健康不完全是医疗能解决的。老年人，健康快乐就可以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涉及到一个"意义"--还得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文自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编辑 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