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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主转型,都必须有国民的支持.抗日战争在8月15日正式结束,盟军停止了对日本的轰炸。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在美军占领者来到日本之前,大火仍燃烧在东京的天空。火是日本人自己放的。这是日本人在战后做的第一件事,官员及企业经营者害怕美军秋后算账,必须销毁战时证据,无数文件遭到焚毁,以致火光冲天。
日本人战后立即做的第二件事是组织慰安机构,招募娼妓,只是这次的服务对象不再是日军,而是美军。目的并非讨好美国人,而是“维护大和民族的纯粹”。日本人把美军看作是随便乱来的牲口,如果不提供慰安服务,那么日本将遍地是美国大兵留下的种子。为了招募娼妓,政府募资近亿日元,当时一个日本官员说:“用一亿元来守住日本姑娘的贞操,不贵!”
慰安机构不到半年就被取缔了,是美国占领者在1946年1月取缔的,理由是违反妇女基本人权,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除开人权理由外,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大兵很多因为跟日本慰安妇发生关系而染上性病,一项针对为美军服务的慰安妇群体的调查表明,大约有90%的从业者染上了梅毒等性病。
第三件事就是发挥企业家精神。比如小川菊松,一个编辑,天皇一宣布投降,他立刻认识到,英语会话将需求巨大,于是编辑了一本《日美会话手册》的书,当年底销量达到350万。一直到1981年,这书仍列入日本最畅销的书之一。
不过日本人的企业家精神,更典型的是反映在黑市上。日本战时是粮食分配制,对物价也施行管制,在战争结束初期,这种政策没有改变。市场上食品与日用品奇缺,很多人从事黑市生意。在1945年10月,全日本有17000多个黑市,商人从农村,从战时的秘密仓库,从与美国基地有关的大兵或娼妓手中获得物资,有些衣服及毯子甚至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
黑市是法律不允许的,但依靠法律并不可能取缔,因为人们只有依靠黑市,才能生存。有个法官叫山口良忠,经常审判黑市从业者,当时每年有上百万日本人因为黑市交易被审判入狱。这个法官坚决不准妻子从黑市上买食物,但他所获的食物配给只勉强够妻子和孩子吃,他就吃很少,有时只喝盐水度日,最后活活饿死。从这个法官身上,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职业精神、对规则的敬畏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当然也可以看出当时食物短缺的严重程度。
这最初的三件事,折射出战后日本的绝望、恐惧与困顿。
日本人在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自己也付出巨大代价,阵亡士兵、死亡的俘虏(苏联人让近30万战俘失踪了,一般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亡了)、被原子弹和轰炸致死的平民,加一起超过250万。此外,日本的经济损失达到整个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农村生活水准降到战前65%,城镇则降到35%。美国司令官麦克阿瑟将日本称作“第四等国家”。
战后的东京,人口从近700万锐减到200多万,废墟遍地,65%的房屋被摧毁(第二大城市大阪是57%房屋被摧毁,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则是89%)。第一个进入东京的外国记者布莱恩斯说,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公共澡堂的烟囱,笨重的仓库,偶尔还有铁门紧锁的低矮房屋。他所拍摄的无尽残破的城市街景,传给万里之外的美国观众,在看到这些凄凉镜头之前,美国观众从未真正了解被战争摧毁的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样子。
当务之急是政治革命。要祛除军国主义的幽灵,日本必须完成政治革命,其核心是去军事化与民主转型。二者都是美国人设计与推动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源于专制政治及财阀垄断,因此,要彻底废掉战争引擎,日本就必须民主转型,并且打破财阀的垄断。这里先说去军事化与民主转型。
1945年11月,日本的武装力量被正式解除,至今没有正式军队。为什么?因为美国主持下的新宪法,第九条限制日本拥有正式武装。去除武装力量的同时,美国人还着手解除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也就是特高警察组织,这是战时日本政府用以控制人民思想、镇压反对派的组织。战时日本,也是个警察国家。
日本的民主转型,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是民主的悖论。民主的本质是大众政治参与以及政党竞争。民主的核心就是参与、竞争以及多数决。任何个人及组织都有权通过和平角逐、在多数决原则下赢得政治权力,而每一个个体也有权选出自己认同的治理者,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决策。直接的方式是选票及各种形式的公民议政参政,间接的方式则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议会民主。
去军事化和解除秘密警察之后,美国人开始着手为日本制订新宪法。1946年11月公布,第二年生效。宪法有三个最重要的看点:
第一,将天皇从绝对的权威地位,降为吉祥物,只是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主权从此由归天皇到归国民,完成了一个转换。其次,保障国民权利。宪法赋予日本人民包括美国人权法案在内的各种民权,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概念也引申到社会范畴,新宪法保障教育权利、社会福利及男女平等权利。第三,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因为这条,日本战后新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这使日本如果不修宪,就无法建立国民常规军。
在美国占领者的带领下,日本掀起了民主化的热潮,大正时代的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得到重建,而且不再有天皇的笼罩。大正民主之所以失败,主要因为大正时期的议会、政府,尽管是民选,但必须向天皇而非人民效忠。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民选政府向选民而非天皇负责。随着宪政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日本人民日益自由,权利也得到尊重与保障。
任何民主转型,都必须有国民的支持。日本民众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痛恨,认为民主制度能有效禁锢军国主义的幽灵,二是因为日本人对外来文化及制度的态度是开放的,他们羡慕甚至崇拜优质先进的外来文明,并且善于将之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日本向来善于从外国文明中学习,有两个因素。一是神道,一种泛灵论,它认为世界上的生物甚至无生命的物体都可以有灵性。神道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外来文明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为日本分享。这跟中国自古的“天朝大国”、“夷夏之别”的排外观念有显著区别。另一个是历史地理原因,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黑船来航之前,传统日本的本土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来武力的威胁。它与中国、朝鲜交流最多,中国对日本却从未有武力占领的威胁。因此,面对外部文明,日本人常常充满爱慕而没有恐惧或抵触。
对美国的占领,多数日本人也没有激烈的抗拒情绪,而是一种温和的合作态度,不少国民甚至爱上了美国司令官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年轻时很帅,占领日本时六十多岁,很有点老派英俊硬汉的派头。一些日本人将麦克阿瑟视作“新的天皇”,认为美国将军给他们带来了进步文明和安全呵护。仅1946年到1951年,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就收到了44万多封日本民众的邮件,意味着大约每130个日本成年人,就有一个人给麦克阿瑟写信。信里大多是热情洋溢的语言,有人还送上七千万针织就的手工和服,每一针都代表一个日本人。有些姑娘还说想为麦克阿瑟生个胖娃娃。这些姑娘不知道,麦克阿瑟是严肃的基督徒,不会同意的。想和外国人生孩子的思维,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有了,那时候日本人普遍崇拜西洋的工业文明,甚至为了学习西洋人而开始大量吃牛肉,以前日本人主要以吃猪肉为主。与此同时,还有社会组织掀起了国民借种计划,就是跟老外生孩子以改良国民素质。
正是由于日本对外来文明毫不排斥,积极吸纳其优秀与进步的成分,日本才能拥抱战败,拥抱占领者,成功实现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社会文化革命,最终作为一流经济强国重返世界舞台。
当然,我们不能将日本的战后崛起都归因于其国民性。有人认为,是国民素质决定了日本能战后迅速腾飞,成为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比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就这样认为。可是有趣的是,他在战争结束初期并不太乐意接受美国的民主化设计,理由之一也是日本国民素质还不够高。
素质论实际上是很LOW的,第一,它混淆了制度的结果和原因。民主素质缺乏,是因为民主制度缺乏,而不是反过来。第二,它是一种命定论,似乎人是不可改变的,至少不会现在就改变。第三,它是一种很可笑的伪精英论调。不少国人喜欢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了所以不适合民主,但却完全没想过,他本人也是中国人中的一个。最后,民主的核心是公民参与及政党竞争,以素质论限制甚至取消公民的政治参与及竞争,实际上就取消了民主的所有可能性。
韦伯说,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是其精英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则是指责民众落后。
日本人的个人素质对民主转型而言不是最重要的。个人认为,日本民主转型有三个重要因素。
首先,天皇制被弱化。之前,天皇制让绝大多数日本人只是臣民,其精神价值观不是现代的,而是前现代的,他们崇拜国家和国家的化身天皇,满脑子都是国体论。在天皇制消解之后,人们重新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他们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天皇或国家而活。自我价值、自我利益再次成为每一个个体生活的原点,他们也就从臣民变成了国民。只有从国民之中,才能诞生现代民主制。
其次,战后宪法有力保障了个人权利与自由,并且提供了现代法治的源头。如果没有宪法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那么也就没有现代民主。日本战时也有宪法,它也声称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但却有蛮多“但书”,就是声称给你自由,然后写个“但书”,限制甚至取消你的自由。战后宪法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最后,日本有过民主经验,在大正时代,也就是明治与昭和之间的时代,日本人曾经追求过议会民主,组建了多个政党,而这些政党的领袖及骨干人物,很多在战后再次投身政党政治,为民主转型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对于战后日本来说,只有政治转型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经济的复兴。事实上,波茨坦公告及美军占领时期的纲领文件,宣告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真正成为政治强国。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重新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是日本的庇护人,双方的关系也有着不平等因素。可是,日本人仍有雄心,一定要重返世界强国之林,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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