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部署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指导性文件，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意见》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突出体现了战略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指出，要通过整体方案和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

　　一、《意见》出台的时代背景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对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共同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致力于与各国的和平交往，共谋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到2014年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国，我们的对外投资也达到世界第三位，年度流量境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商投资。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当中，对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中华民族已经将自身的发展与整个世界视为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放眼当今世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全球化过程中的挑战也依然严峻，需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我们要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对话，也需要不断构建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国内制度基础。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还存在不少发展中的瓶颈和问题，比如：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面临转型升级，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等。我们并不回避存在的不足，而是以科学的态度积极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坚定的信念思考解决的办法。有的问题是过去不明显，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日渐显现的，有的是随形势变化发展新产生的。要解决这些体制性障碍，就要用开放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通过不断完善制度，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可以说，《意见》的出台正当其时。

　　二、关于《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台扩大开放的综合性、指导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有利于我国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通过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对外开放的各项改革部署，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全面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体来讲，重要意义主要在于：

　　一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变化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是与世界沟通融合，共同发展的，这是我们在发展中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坚定信念。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处于用好外部资源服务国内发展，建设开放型经济大国的阶段。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发展与外部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很多管理方式、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亟需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以更高层次的开放获取新的发展动力，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

　　二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全球增长格局、国际投资格局、国际贸易格局、国际金融格局、国际产业分工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管理开放型经济的手段方式、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断丰富，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正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利益关系复杂多样。我国需要从体制上与时俱进，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些变化。

　　三是我国对外开放坚强决心的庄严宣示。《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系统部署，高规格文件的出台，本身就是我国对外开放中的一件大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意见》通过对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全面阐述，向世界郑重宣告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包容性发展、与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为推动国际社会的开放包容提供了正能量。

　　四是破除诸多体制性障碍的重大举措。《意见》通篇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理念。不仅是在总体要求中，在各项重点任务中也都致力于体制机制建设。我们将针对目前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方法，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改革，比如，要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上全面推进管理体制的便利化，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等，都体现了着眼体制机制建设的工作重心。通过在管理体制、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发展效益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环境，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五是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的需要。开放型经济涉及利用外资、境外投资、对外贸易、区域开放、国际金融、国际合作等多领域，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这就要求对相关领域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进行统筹研究，制定综合性的方案。此次制定并公开发布《意见》，体现了综合性、系统性考虑问题的科学态度，既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基于世情和国情作出的战略部署。

　　三、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着力点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关键是改革创新，这个“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是一个内外统筹、破立结合的过程，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并更好地促进发展的过程。新常态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要着眼于更多的进出口贸易、引进更多的外资、更大量的对外投资，更重要的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上的“新”，不是个别政策、个别区域的政策性优惠，而是全局性的体制性开放，是以国际化的眼光来发展经济、完善制度，以全球视野配置资源，这就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并与生产力布局、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是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新体制的系统工程。关键是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改革开放和法治保障并重，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坚持与世界融合和保持中国特色相统一，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坚持把握开放主动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这六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也是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国际化眼光实现包容性发展。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方式，健全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其次是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要通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管理开放，建立与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形成更好地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在对外开放中，积极推进政府行为法治化、经济行为市场化，努力建立健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政府依法监管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机制，健全对外开放中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体制机制。

　　第三是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们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特别是全力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的开放各有侧重，各具优势和特色，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推动进一步形成和深化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第四是要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我们要在开放中不断巩固和拓展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核心，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和合作共赢的人文环境，加速培育产业、区位、营商环境和规则标准等综合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四、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

　　《意见》采取条块结合的构架，包括十一个部分共50条。其中前4条是总体要求的细化，后面46条是各领域的重点工作，分为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

　　一是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准入，促进各行业有序扩大开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

　　二是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要从制度上进一步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全球布局，努力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加强重点领域境外投资规划，支持“走出去”重大战略性项目，加强境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防止在跨境投资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重点是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从管理体制上着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发展服务贸易，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升级。

　　四是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扩大对外开放要同国内改革发展衔接起来，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先行先试，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改革创新。要区分国内不同区域的开放特点，分类施策，要完善内陆开放新机制，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打造沿海对外开放新高地，开创与港澳台合作新局面。

　　五是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扩大对外开放要同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衔接起来，按照“一带一路”愿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指导，全面推进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多层次投资经贸合作，扩大往来，带动沿边、内陆地区发展，打造全新的战略纵深和经济腹地。

　　六是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重点是坚持世贸体制规则，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建设，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建立参与国际经贸谈判的新机制，增强我国话语权。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七是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稳步推进金融业开放，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制度。建立“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健全全口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八是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着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监管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诚信体系，改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行业商会协会作用，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九是要进一步完善支持保障措施。积极培养适应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的人才队伍，健全引进人才制度，实施开放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健全对外交流渠道，打造对外开放战略智库，做好人文交流和对外宣传，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十是要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要大力加强对外开放的安全工作，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建立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有效管控风险，切实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五、真抓实干，切实把《意见》确定的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新的开放蓝图已经绘就，关键是要真抓实干，切实将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落实到位。既要抓紧做好工作，又要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审慎地处理有关开放的重大问题。

　　一是高度重视，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意义，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精心组织实施。

　　二是统筹协调，细化实施方案。扩大对外开放中涉及领域、部门众多，需要从全局出发，统筹推进。根据《意见》要求，各地要抓紧提出符合本地区特点和实际的实施方案，相关部门要研究制定本行业本领域的相关落实措施。同时，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部署，抓紧研究有关任务的具体落实方案，推动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三是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积极推进。在落实工作任务时，要注重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结合，一些重要工作要试点、试验，及时总结推广;有关任务要认真分解，明确责任主体;要科学研究各项任务的路线图、时间表，扎实有效推进。

　　四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妥审慎。开放工作事关全局，既不能畏首畏尾、举步不前，也不能仅凭工作热情、一厢情愿。有关举措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国情世情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既体现了坚持深化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又体现了符合当前实际、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我们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将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构建更加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会不断涌现。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做好对外开放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开放战略问题的研究，创新工作方法，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不断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