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在经济政策上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同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讨论尤其炙热。今年7月四位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研究局发表了一份题为《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的研究，利用最新的数据和宏观经济学的新工具对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的增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根据发现对中国在2012-2050年的经济增速做了两个预测，分别假设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或者回到改革前的经济政策，作者的结论非常清晰，前者将带来更高的发展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
 
　　敏感的记者却捕捉到预测里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即2036-2050年后者会带来略高的经济增速，然后在《金融时报》（FT）发表了文章（英文题目“What if Mao still ran China?”，中文版《毛氏政策远期会为中国带来更快增长》）的文章，对这个原文都没有怎么提的结论重点强调，在中国读者群里引发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澜。坦率地讲，文章使用的分析工具相当复杂，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是艰深晦涩的，比较清晰地理解原意以及如何看待经济预测都需要一些知识铺垫，让我慢慢讲清楚来龙去脉。
 
　　先说一些个人感触。1994年，我亲历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主题演讲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将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主要理由是当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和四小龙等几个经济体在50-60年代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在随后的20多年保持了每年8-10%的高速经济增长。时间飞逝，林教授的预言成真（实际上，中国从1979年到2014年维持了35年平均每年9.3%的经济增长率）。事后来看，他的预测方法虽然非常简单但却深具洞察力。
 
　　不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虽然用到的预测方法基本一样，2012年以来林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继续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的观点却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评。（FT中文网相关专题讨论见此）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重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和价格扭曲，让人们对追求经济高增长率的目标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林教授的预测方法似乎有“摘樱桃谬误”，也就是只挑那样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好的樱桃）进行比较，而无视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低速增长和伴随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另外，拿过去其他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去预测中国从现在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样的方法似乎也不够严谨，缺乏足够说服力。面对质疑，林教授在“经济增长率”前面加上了“潜在”两字。
 
　　准确预测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并非单纯的学术课题，而是和政策规划紧密相关，如果政策基于过高的预测来制定和执行，则会带来包括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投资过热、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一系列恶果。既然普罗大众和政府官员都关心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那么有没有相对复杂但却更加扎实的研究呢？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教授与合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多项深入的研究。他们细分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劳动力参与率增长、平均人力资本增长、资本占产出比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简称TFP)。以他们的分析方法，中国人均GDP在1978-2007年的增长主要来自于TFP的增长。接下来他们发现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经历不同起始年份后的25年高速增长后，TFP分别到达了美国的83%，63%和80%后才基本停止或者减缓增长，而中国相对于美国的TFP从1978年到2007年只是从3%增长到了13%，因此即使中国再保持原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率，那么20年后的TFP也只相当于美国的40%，对比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历，应该还大有发展空间。朱教授和其他学者指出中国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跨地区和跨企业的无效或扭曲配置来提高生产率，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分析可能低估了平均人力资本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简言之，抛开复杂的数据分析不论，朱教授的预测方法和观点实际上接近林教授，只不过前者注重的是促进人均GDP增长的内在因素分析，而后者关心的是人均GDP直接的跨国比较，虽然简单但更加通俗易懂。此外，朱教授在乐观预测未来时相对更加谨慎，指出了中国在未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需要面对体制内的诸多障碍。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2010年任职德意志银行时预测了中国未来十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降低至7%，马骏列举了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六个因素：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下降、城镇化速度放慢、劳动人口减少、TFP增速下降和投资成本提高。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是基于每个因素的变化以及每个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估算出来的。这个预测结合了一些国际经验，但主要还是通过中国过去的经验自己和自己进行比较，方法很简单却也思想深刻，我本人对这个预测也最为认同。
 
　　进入到2015年，IMF在4月的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5、2016和202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8%、6.3%和6.3%，IMF认为影响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的两个根本力量是潜在就业增长和TFP增长，而短期影响则是石油价格和汇率。具体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是长期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回到文章开篇，四位经济学家在今年7月发表的文章是第一个采用标准宏观分析工具对中国在1953年（新中国经济体系这一年才算正式成型）至2012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的研究。文章开篇就引用哈佛大学中国史专家马若德和费正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人类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实验。作者建立了一个包含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分别对改革开放（1978年）前后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利用其它学者对中国数据的重新整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一直是研究者关心的焦点），重点分析劳动和资本在跨部门和跨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TFP的提高，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部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根据估算和一些假定作者对中国在2012-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显然作者发现继续1978年以来的改革发展路径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见表一）。
 
　　一个较为奇怪的结论是如果回到改革前的发展路径，2036-205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略高。作者只在图表中分别给出了3.6%和3.9%来自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并没有在正文里加以解释，更没有刻意强调这里的区别（这个数据只在一个表格里出现一次，极难被观察到）。一个简单的理解是在高速发展路径下制造业TFP在2036年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水平，因此随后的贡献降低（类似前面提到日本、韩国和台湾的TFP在达到美国一定水平后增速缓慢），而低速发展路径下制造业TFP还可以在2036-2050年期间保持对经济增长相对较高的贡献。表二中各列数据加总就得到表一里的经济增长率，而阴影部分则凸显示了不同发展路径下制造业TFP的贡献差异。
 
　　如前所述，记者发现了3.6%和3.9%的区别后通过标题来进行重点强调，绝大多数读者看到这个题目就急了，纷纷对几位经济学家进行猛烈的批评。由于其中两位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师兄，在宏观经济学界年轻一代属于超级巨星（文章用到的标准方法也是三位明尼苏达大学的资深宏观教授发明），我不相信他们文章的卖点在此，于是半夜爬起来读他们的原文才发现2036-2050年的预测并不是文章的重点，他们也明确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若干经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就。顺便提一句，四位经济学家（都是俄罗斯籍）在2013年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许多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策的模仿对象），与许多美国学者正面看法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破坏力巨大。
 
　　由此看来，记者在选择新闻热点时的侧重点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关于这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拙著“经济学家拨开媒体客观公正性迷雾”）。当然读者的反应体现了对于改革开发前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经济政策的反感。尽管如此，我这里还是想简短介绍经济学界如何看待文革的经济遗产。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被归纳称为威权主义下的地区分权式竞争。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成功了，而其他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却失败了。一个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强调各省市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各省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使得改革开始后地方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对业绩的衡量和比较成为可能，也使得各省市领导人因经济业绩获得提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相反，其他国家则是把经济体系里的不同产业部门规划安置到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这样就很难有客观的标准对不同地区的经济业绩进行横向比较，由于地区领导人的经济激励机制不足，无法通过竞争来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失败。当然，这个解释并非赞扬文革（文革在非经济领域的破坏力和社会代价众所周知），其经济政策的后果并非毛泽东事先预料到的，事后和改革开放配合的成功乃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事实上，利弊相随，中国各省市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随后也带来了恶性竞争，地区保护主义，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现在仍然困扰经济发展的弊端。
 
　　虽然经济学博士项目教授学生各种从简单到复杂的模型用于经济预测（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教授和西姆斯教授的主要贡献就是分别发展了结构化多方程计量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但是实践中，他们却被认为不怎么重要（或许过于复杂，或许缺乏需要输入模型的可靠数据）。实践中最受重视的方法就是简单的表格分析和判断法。模型只是辅助性的工具，对经济有深刻认识和良好感觉的经济学家依靠简单的表格分析和判断方法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预测。当然，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经济市场，经济学家的价值并不太体现在预测的准确度上，而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分析体系上。
 
　　另一个让经济学家感到尴尬的事实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记录都不太好（因此许多学者爱惜羽毛，极少做预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勒教授算是擅长预测了，他在1999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里预言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即将破灭。2005年，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看好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希勒教授又独树一帜地反复强调房地产的泡沫会破灭。但是如果把他众多的预测都记录下来就会发现命中率也并不高，比如在2010年1月10日，他预测标准普尔指数会从当天的1280点以每年1.3%的升幅，在十年后升到1430点。实际上2013年1月4日这一点数就被超越。中国专家的预测准确度也乏善可陈，表四显示的中国股市在2005-2008年专家们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性言论。
 
　　既然专家们的预测记录一般，为什么大多数人仍然热衷于追逐他们的预测？一个原因是有些经济指标（比如前面提到对于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对于政策制定影响深远，另外一些短期内的经济指数，对于围绕其定价的证券交易有巨大的影响，想不预测都不行，只要对的次数多于错的次数就满足了。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我们对预测的追逐来自于我们的生存本能，我们的祖先需要时刻防备躲藏在丛林内的野兽和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具有观察力的准确预言者广受推崇。进化让这种本能融入我们的基因，代代相传。另一方面，作为智慧生物，我们心理上不愿意接受需要面对充满随机而无法预测的未来，因此对于知名专家的预测，即使知道他们也时常不准，我们仍然静心聆听。我们自己也热衷于在亲朋好友面前进行各类预测，哪怕命中率不高，但偶尔准确时的心理美感可谓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