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亚投行的新闻不断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报道的焦点。有媒体报道，中国曾向欧洲国家表示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权，这是吸引欧洲国家蜂拥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说法，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回应称，中国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因为亚投行决策机制与股权分配是亚投行章程的内容，目前各方仍在磋商之中。

　　人们之所以关注中国是否在亚投行内寻求“否决权”，是因为关心亚投行是否会发展成为美、日占支配地位的现有国际开发融资机构的“翻版”。不管怎样，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说明全球经济治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显示出亚投行未来治理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美国是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者与获益者，长期保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支配性影响。据此，美国担心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冲击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也是正常的。

　　日本也是现存体制的受益者，其经济崛起虽然遭受美国一段时间的抵制，但是最终被“融入”现有国际体制，加入有关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层”，它对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改革日本占绝对优势的亚洲开发银行同样采取消极的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要求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增加它们的话语权，目前主要是要求在投票权重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变化。

　　诚然，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要求也显示了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但改革进展过慢，而且几乎所有改变均是金融危机蔓延逼迫的产物。G20的成立就是1997-1998年亚洲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产物；2008年美国提出召开G20特别峰会，以及2010年在G20多伦多峰会上达成IMF份额改革方案，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决定。即使同意进行IMF份额改革，美国也有自己的盘算，即通过牺牲欧洲小国的投票份额满足新兴经济体改革的要求，而自己始终保持“一票否决”的地位不动摇。这些行动将新兴经济体正式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高决策圈，但是随着危机过去经济向好之后，美国政府对承诺的改革不再认账。2014年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几次通过决议“威胁”美国寻找“替代方案”，但是美国国会屡次反对立法批准IMF份额改革。

　　国际社会对美国消极对待改革渐感失望，但所谓的“替代方案”似乎也只是一场空谈。

　　此次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可能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新方向，即欧洲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使得全球金融政治的天平更加平衡；而淡化主导权，有关国家不刻意追求所谓“一票否决权”，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新的国际经济机制的建设，减少当前国际金融“公共物品”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这样的结果是既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加强欧洲解决经济衰退的能力。

　　首先，欧债危机迄今，欧洲经济仍深深陷于衰退之中。欧洲迫切需要外部力量帮助其重振经济。亚投行尽管主要为亚洲国家基建融资，但是，它代表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活力。笔者最近参与欧洲智库进行的问卷调查，第一轮的调查结论是，有高达81%的专家相信中国的崛起是贸易与投资的重要机遇而非威胁，只有19%的人反对这一说法。目前，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对外投资呈现井喷之势，抓紧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显然有助于欧洲摆脱当前的危机。

　　二是不少欧洲人认为，美国滥用货币金融“特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经济困难。近年美国以国内法律制裁欧洲银行的事例频频发生，多国政府对美表示不满。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欧美虽有共同之处，但同时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待俄罗斯的手法过于强硬，激化矛盾，最终在欧盟周边制造了久拖未决的危机，从而打击了欧洲经济的复苏。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曾试图在G20框架下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抑制美元地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加入亚投行，在微妙的国际金融政治的天平上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有助于平衡过往过于依赖美国的不利影响。

　　第三，也许是欧洲最深远的考虑，是应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欧洲认为， “一带一路”将连接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激发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发展的潜力，对欧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当前是挑战大于机遇。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参与国主要是亚洲国家，东欧、东南欧国家虽然参与，但欧盟主体西欧国家似乎被“排斥”在外。亚投行主要为“一带一路”基建融资，欧盟参与亚投行，既可以让欧洲及时了解“一带一路”的进展，影响有关项目的投资方向，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也可以让欧洲企业参与其中受益，推动欧洲经济复苏。

　　欧洲与其他受到美国影响的国家积极投身亚投行建设，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力量更加平衡、必须更加注重互利双赢，但同时也可能是治理形势十分复杂的新时代。亚投行或许会成为撬动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杠杆”。美日这两个国际金融体制的守成大国也不得不调整政策，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多强调国际分权与合作，扩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美国政府呼吁国会尽快通过IMF份额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它们在未来也不排斥加入亚投行。战后国际治理体制的改革将加快。

　　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多，亚投行也将面临一个治理结构的挑战，即处理所谓分权民主的诉求与决策有效性之间的矛盾与平衡。作为亚投行发起国，中国表示不追求一票否决权，表明新的开发机构将更注重共识决策，而不是仅仅依靠投票权重来决策；在发放项目贷款的问题上，既考虑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的经验与标准，同时更要考虑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发展需要与工作效率。亚投行将考验中国的协调能力与合作伙伴的合作意愿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