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及媒体界，将投资妖魔化不是一条两天了。认为投资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意味着低效投资，意味着大拆大建，意味着破环环境，意味着强刺激，意味着加剧产能过剩等等。这背后所奉为圭臬的依据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发达国家都是消费占GDP比重很高，比如美国这个数字达到84%，而投资和出口占了很小的部分；中国则相反，投资占了近50%，消费占比还很低。因此他们主张中国经济改革调结构的任务中，应该扩大消费的占比，缩小投资的占比。其实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和发达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至于细节上值得推敲的地方就更多了。

　　本文作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一直以来是反驳这种主流理论的专家之一。近期，朱天赐稿观察者网，系统地为读者们分享他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究竟有没有失调的观点。

　　当下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伴随的正是投资增速的明显下滑。因此，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结构，对当下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时下，中国经济需要调结构、促转型似乎已经成了各界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背后，又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调的判断，那就是国内消费过低、而储蓄和投资过高，经济增长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这样的判断其实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数据之上的。

　　中国需求结构失调成主流观点

　　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加上政府消费）自2008年以来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48%左右，这意味着总的储蓄率超过了50%！这些储蓄不仅为占GDP 48%的国内投资提供了融资，同时也以资本流出的形式为占GDP 约4%的净出口提供融资。

　　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总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后的五年平均值是78%，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5%，在欧盟则达到80%。表1比较了2012年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与投资率，很显然，中国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资率则大大高过世界平均水平。(表1）

　　根据流行的观点，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是严重失调的，建立在这一失调结构基础之上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从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调整转型到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这个观点不仅公众媒体深信不疑，就连中国政府、国际组织乃至学术界都有很多人也将其当作显而易见的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政策。

　　上述流行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健康的经济增长应该主要靠“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中的消费来拉动。问题是，你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是找不到这种理论的。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的持续的增加，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同于某一年或某一个季度的GDP的增长率，是个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形势或政策问题时常常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结果就会错误地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消费率高的国家 增长更快？

　　从数据上看，如果消费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消费率高的国家就应该增长更快，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图1是用1993-2012这二十年间世界各国的平均消费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数据做成的散点图，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横轴是消费率，纵轴是人均GDP增长率。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没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不会因为其消费率低而增长缓慢，更可能是相反。（图1）

　　事实上，如表2所示，中国从1992年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GDP年均增长10.16%，同期官方公布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03%（这些都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确实，消费的增长是慢于GDP的增长，但是消费每年8%的增长速度已经是举世无双了，同期全世界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都不到3%。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在这二十年里消费的年增长率也只有6.28%，而且同样略低于印度GDP的6.74%的年增长率。

　　所以，消费率低不意味着消费的增长率低，前者是消费支出占GDP的比率，而后者是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中国官方统计中的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来都是很低的，但是中国的消费增长率在同一时期里却是世界上最快的！（表2）

　　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或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高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以及什么因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争论，但都同意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两个引擎来拉动的。

　　一个国家发展水平低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

　　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还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都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那些小而穷的国家还可以靠外援或外债来维持一定的增长（确实，图1中消费率接近甚至超过100%的国家都是小国、穷国），但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不可能指望靠外援或外资来增加资本积累，而必须依靠本国的储蓄。

　　储蓄率等于100减去消费率，一个国家消费率低就意味着储蓄率高，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在没有大量外资的情况下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从而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经济学家发现储蓄率与投资率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这种相关程度在大国更加显著，即使存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并不改变这种状况。

　　投资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推动力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投资而不是消费的增长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是人均消费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的前提。换句话说，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图2是用1993-2012这二十年间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数据做成的散点图，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横轴是投资率，纵轴是人均GDP增长率。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三驾马车中只有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消费和出口都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是应有之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跨国分析中最稳定不变的结果就是投资率与GDP增长率的正相关性。（图2）

　　不少人担心中国长期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必然会带来浪费和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的急剧下降。确实，经济学中资本回报率递减的规律告诉我们，随着人均资本占有量的不断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按照这个规律，中国靠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难以为继的。但是有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不会急剧下降。

　　第一，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相比还非常低。根据宾大世界表（PWT8.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资本存量数据，中国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基本相当。所以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而不导致过低的资本回报率是完全可能的。其实十几年前就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但后来的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

　　第二，根据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减缓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速度；另外，物质资本中本身就可能包含了技术进步的成分，所以，资本回报率不见得会递减。

　　第三，当中国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与发达国家愈益接近，增长率会不断下降，但那可能是二十年以后的事，到时候，投资率也会下来。可以预计，中国的投资率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中国经济每年10%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但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或投资与消费平衡驱动）的经济转型来改变它。

　　中国投资率被高估 消费率被低估

　　更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的投资率其实远没有官方统计公布的那么高。中国的消费率被官方数字大大低估了，而投资率则被大大高估了。根据我和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合作研究，中国真实的消费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个百分点以上，超到GDP的60%，而投资率则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不到GDP的40%。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这样的比例应该是比较正常和合理的。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对消费的低估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对住房消费大大低估了。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过，包括本人与张军的合作研究。第二，官方统计数据不能涵盖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此项支出一般被视作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是耐用消费品，则可能被算作资本支出。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消费！例如，许多企业主或高管通过公司账户购买私人汽车，这些汽车的购置成本、维修保养费用、汽油开支乃至雇用司机的费用都会计入公司成本而不是私人消费。这种通过公司账户进行私人消费的做法在中国普遍存在，包括吃喝宴请、旅游度假、通讯支出等等。第三个、也是中国消费率被

　　低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被大大低估了，这是因为我国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是根据住户调查得到的资料计算出来的，而住户调查中高收入人群的代表性严重不足，结果导致全国的人均收入和消费被低估。

　　通过分析上述消费被低估的三个原因，我和张军对我国居民消费支出进行了重新估算。表3给出了重估后2004-2011年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结果均超过了GDP的6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消费率。（表3）

　　消费率被低估也就意味着投资率被高估了。根据官方统计，中国的投资率（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接近50%，这个比率几乎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22%）。从地方统计数据来看，近一半的省份在2012年投资率超过60%，有六个省（自治区）的投资率超过80%，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这样高的投资率似乎是难以为继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官方的投资率是被大大高估了的。最近，本人与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和博士生刘芳按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核算方法估算了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现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差别很大。以2012年为例，我们估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官方公布的数字多出64%。由此我们推断，官方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并非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方法独立核算出来的，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用GDP减去消费支出和净出口后的余项得到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最终消费的低估直接转化成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的高估。

　　根据前面对消费数据重新估算的结果，可以推导出中国近些年的投资率大约是在GDP的35%左右，远低于官方公布的48%的水平。这样的投资率虽然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大体相当。

　　出口依存度远低世界水平

　　流行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调论还认为中国由于内需不足，因此长期依赖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劳动成本的上升，这样的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为继。

　　但是，从经济理论上看，出口作为需求的一部分并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国家的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取决于很多因素，与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虽然中国出口的总量已经排到世界第一位，但这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也是最高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本身就很大，出口的绝对量多并不奇怪。例如，中国的出口总量只是韩国的3.5倍，但中国经济的总量是韩国的7.3倍，所以，韩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要大大高过中国。

　　通常我们用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占GDP的比重作为其经济开放的程度，按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开放程度在2012年只是52%，在世界上属于较低的水平，远低于世界中位数的约85%。

　　如果用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中国在2012年只是27%，同样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图3可以直观地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出口国；中国经济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大国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更依赖于出口。中国的出口占比大大高于美日，但美日作为最大的两个发达经济体，其出口占比属于全世界最低的水平。由于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远低于美日，因此如果用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美日的差别就不大了。

　　中国的出口之所以被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是世界上最快的，也快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额只占到当时很低的GDP水平的不到10%，小于新加坡的出口量，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却占到世界第二位的GDP水平的近30%，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实际上，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可以通过出口达到高速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国家）都可以、也都应该这么做，世界上很快也就不会再有落后国家了！（图3）

　　中国的特殊性不是出口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可能是连续二十年保持贸易顺差，最高时(2007年)甚至达到GDP的8.8%。 在2003-2012年的十年间，贸易顺差（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4.8%，但这在世界上也只排到四十几位。不过，作为一个非资源型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这么高的贸易顺差比例还是很高的，这应该与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与制造业上有很强的竞争力有关。

　　如果硬要从总需求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即消费+投资）在过去十年平均占了95%以上，而（净）外需（即净出口）只占了不到5%，这个数字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虽然不低，但是绝对得不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外需拉动的结论，而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