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深圳南山区桃园路一处幽静的民居中，十多平米的客厅塞着一张堆满电脑和各种设备的大桌子，像个小作坊，又像实验室。旁边的书架上，《把妹达人——从宅男到型男之路》格外扎眼，高磊笑着说，“这是一个女投资人送给我的。”
高磊是岸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也是一名曾经在四川音乐学院学设计的文科男。他是典型的创客，2006年还在上学时，高磊就开始制作一些有意思的小作品，比如一个叫Herb Ensemble的小硬件，它会提醒主人给干渴的植物浇水，或是通过采集光线在清晨叫醒主人。
这些尝试都纯粹源自高磊的本心，是出于偶尔玩玩的心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做出一个好玩产品的成就感逐渐被迷茫所占据。
“后来慢慢想清楚了，我希望做出来的东西能变成产品，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而不只是像个艺术品一样，放在那里自娱自乐。”高磊对《中国企业家》说。
2011年高磊从日本留学回国。这时候北京、上海、深圳已经有了创客空间、新车间和柴火空间，国内的创客气氛正在逐渐浓烈。高磊先到了上海，因为他觉得上海的生活环境与东京很像。但是呆久了才逐渐发现，上海的大公司文化很重，对于离职创业大家更多是在嘴上说说，付诸行动的人少之又少，想找一个合伙人都很难。
正巧这时潘昊在深圳办柴火空间，听说高磊想做硬件，就邀请他来柴火交流。于是高磊决定换个地方，认真想一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潘昊那时候刚刚在深圳创立柴火空间，还比较冷清，但深圳已经显露出成为硬件之都的潜力。这里有全世界最方便的元器件采购条件，除了国外专门立法无法买到的军品级元器件外，如果你在深圳买不到某种元器件，那你在别的地方也基本买不到。深圳及其周边又是庞大代工厂的聚集地，各个产业链条的细分度和专业度极高，这种山寨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即将在未来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此时，深圳唯一缺少的就是创客精神的普及和一种对智能硬件前景的乐观态度。
潘昊此时正用矽递科技有限公司的营收来支撑柴火空间。矽递给创客提供具备一定功能、开放的模块，省去了创客跟元器件供应商和华强北打交道的麻烦，并且还提供小批量的生产。“比如说手表、手环都会用到传感器、显示屏、电池，如同厨师炒菜一样，要炒什么菜就需要去市场里买什么食材，在矽递买回去就可以做菜了。”潘昊对《中国企业家》说。而柴火则是一个创客的交流平台，让整天埋头做产品的创客们有个地方聚会和分享心得。
2012年高磊回家过春节时，发现父亲被慢性病困扰，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活、饮食和运动习惯。于是他给父亲买了一些智能健康设备，比如智能手环。但是父亲经常忘记要戴上手环，这些东西渐渐都被丢到了一边。
身为创客的高磊开始思考，“怎么才能随时监测到他的健康状况，并能即时提醒他运动呢？”高磊查看了一些国外的设备，比如Nike+。这些设备收集并产生的分析曲线很有意思，但缺少交互性。于是，他在脑海中建构出了Betwine的最初想法：让父亲戴上一个设备，能够搜集他的运动状态，再通过手机APP让自己可以远程监测，如果发现他没有运动就发出提醒。
把想法变成实打实的产品是每一位创客都必须经历的痛苦过程。由于高磊是设计师出身，急需找到一位靠谱的硬件工程师合作。但2012年智能硬件创业还不被看好，即便在深圳，硬件工程师也更愿意呆在一个大公司安稳工作，不愿意关注只有雏形的小公司。
于是，高磊经常拜访柴火空间。用潘昊的话说：“柴火空间里聚集着两拨人，一拨是工程师，知道怎样实现不同的客户需求；另一拨是设计师，知道还有哪些潜在需求。”终于，高磊碰到了一位会设计电路板与固件开发的工程师，但是对方只答应兼职做。
2013年中，完成了产品初始设计的高磊开始频繁跑工厂 。至今一谈到跑工厂 ，高磊的反应还是“太麻烦”。最初他找到一家以生产电器设备为主的中等规模工厂 ，对方一听产量只有1500件，断然拒绝。
“工厂觉得量太小，而且前景又没有保障，何必冒险。”高磊对《中国企业家》说，工厂对新产品往往需要改造设备，如果遇到技术难题还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解决，如果市场前景不明朗未来生产线就可能作废。
后来通过潘昊介绍，高磊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单的工厂 。由于是几十人规模的小厂 ，不像大厂那么规范，人情比较重。量产过程更需要不断跟进，不断沟通，如果发现问题不能从制度上去解决，还得努力跟那个级别的人搞好关系，比如采购来的东西质量到底好不好，就得跟工厂里采购与检验的负责人搞好关系。为了减少麻烦，高磊当时甚至觉得只要有工厂能生产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去找最优化的。
在设计中，高磊给Betwine加入了日本流行的养成游戏元素。传感器以手环形式穿戴在身上，而在手机APP里用户有一个对应的电子人物，真人走动，它就走动，真人停下，它就停下。这个电子人物的下方有一条血槽，是连上真人数据的，代表活力值，它会随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减少。最重要的是这款手环可以互联，你可以把父母亲、女朋友等等都加进来，在APP里看到的都是他们的真实数据，如果你看到老妈今天很久没动了，就戳一下她的电子人物，三秒钟之内她身上的设备就会振动，显示儿子提醒老妈坐得太久了。这样把远程的关系通过一个虚拟空间重新连接在一起。
2013年12月，Betwine的小批量试产已经结束，到了量产阶段。高磊登陆众筹网站“点名时间”，最终以超过1000台的预订数量募集了22万元。但是，给用户发货后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了，很多消费者反映Betwine用一小段时间就坏了，或者充不上电，或者计步不准，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高磊把软件与硬件都检查了一遍后终于发现问题出在硬件上。由于Betwine也使用了超声波工艺，与另一家智能水杯创业公司麦开一样，都以为这项成熟的工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超声波工艺需要有特殊的结构设计，高磊原本不知道这一点，导致手环里的传感器和电池不同程度被振坏了。
“当初测试阶段时出了几百件样品，只有几件是坏的，也就放心大胆进入大规模量产，忘记了要再加入一个产品生命周期测试。”高磊对《中国企业家》坦言，而且第一批电池出现了采购质量问题，更经不起超声波工艺的振动。
出了问题的高磊焦头烂额，一边承诺用户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日后再补偿全新的产品，另一边赶紧修改结构，改进生产工艺。在与工厂沟通的过程中，高磊发现这家小厂的问题太大了，于是潘昊又给他介绍了富士康的InnoConn。
富士康在2014年4月投资建立了一个专门为创客服务的工厂 InnoConn。近年来很多代工厂原本的订单量在缩水，面临一定的生存压力，而智能硬件势头很猛，很多代工厂看重其发展前景，开始小规模试水。
高磊的Betwine便是InnoConn的第一个可穿戴设备案例。InnoConn接过高磊的设计图纸，发现产品结构问题很严重，修改设计后重新开模具，再去采购，直到最后的品控测试整个流程走下来。
“我觉得近两年来代工厂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那些原本不愿意接创客单子的代工厂 ，现在基本都不再排斥了。”高磊说，甚至有很多大厂转而寻求合作，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而且大厂的人职业化程度非常高，这一点非常难得。InnoConn不会因为一个问题很难解决、要反复修改而产生怨气，遇到问题就努力攻克它，所以高磊与InnoConn配合得特别好。
经历了这些复杂情况，高磊已经不再把自己定义为创客，“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创业者。”如果从“Maker”最原生的定义来说，应该是纯粹为了兴趣而做事情，一旦商业化，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像创客那么简单了。
现在岸泊信息科技一共有9个人，市场、硬件、供应链与社区运营、客服分别只有一个人，软件与工业设计各有两个人。高磊的心态已经变得很开放，“这几个月是公司大调整的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是自己想产品、做需求分析，再设计、研发，最后连生产销售全部一条龙做了。现在我们只做自己擅长的产品定义，不再那么愣头青非得证明自己什么都能做。”高磊对《中国企业家》说，“像以前那样什么都做，是典型的创客心态，而公司需要和大家一起成长，不能单打独斗。”
高磊总结了从创客到创业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做出来了一个东西觉得很好，然后很开心，但是不管别人的说法。第二个阶段是你做了一个好东西，但是发现遇到了一些问题觉得自己很蠢，开始各处求师拜佛，但是不觉辛苦。第三个阶段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想做出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操作，需要找到合适的人去执行就可以了。
随着深圳创客精神的流行与越来越多人投入其中，智能硬件开始被工厂重视，被整个产业链重视。数量庞大的方案商是深圳山寨时代留下的遗产，如今这些方案商也开始切入智能硬件市场。
大联大商贸（深圳）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分销商，隶属于世平集团。他们同时也是方案商，只不过大联大提供的硬件方案是免费的。
“以往我们的直接客户清一色都是大公司，例如TCL、比亚迪、创维等等，或是一些大型方案商，因为这些大公司对电子元器件的需求量很大，中小公司基本不会去接触。”大联大华南华北应用技术处资深总监林建和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是随着智能硬件市场的火热，大联大也于2014年3月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对接创客们。一般而言，方案商只懂技术，不做市场与制造，是分工极其明细的一个环节。他们非常关注趋势，甚至会赌一些趋势，如果提前布局成功，则能够在公板或电子元器件的销售中大赚特赚。
对于那些不懂电子技术的创客来说，大联大这样的方案商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创客们只需要用基础模块做出产品雏形，哪怕把一个智能手表做得跟手机一样大，只要通过方案商的协助，就可以将其变成真正的智能手表。
在深圳，如今整个智能硬件产业链是一个金字塔，最基层的是无数创客，他们构成了最原始的驱动力。往上一层是矽递这样的基础模块提供商，创客们可以在这里用基础模块设计出一个样机。如果样机不错，创客可以继续往金字塔上一层走，在这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方案商，把样机产品化，甚至小规模试产。如果能够克服这一层的困难，创客就可以再向上一步，开始寻找代工厂准备量产。这时候参与众筹的时机到来，能够众筹成功的产品便耸立在金字塔的塔尖。此时便完成了创客到创业者的蜕变。
“能最终走到众筹一步的创客寥寥无几，5%都不到。我们经常会去了解到了样机阶段的创业团队，去寻找能成为5%的团队帮助他们一起做。”正因此，在大联大负责与创客对接的华南应用技术处谭雅妮被创客们戏称为“鲨姨”。
“深圳的硬件圈是基于创客精神发展起来的，这种精神的源头是兴趣和爱好。所以不会说他融了1000万美元，我只融了几百万人民币，大家就不在一起玩了。”高磊告诉《中国企业家》，深圳给他最大的帮助就是能认识无数优质的小伙伴，而且彼此相互欣赏，这无形中就是巨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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