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增速放缓的同时，也正在经历艰难的再平衡。2014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但放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例，2010年印度增长速度为10.1%，2011年降至7.0%，2012年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远超中国。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正从增长奇迹向常规发展回归，结构也出现了艰难的“再平衡”。2013年经常账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1%，较2012年则下降0.5个百分点，2013年的盈余为9年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三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815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816亿美元，国际收支账户趋于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既有主动原因，更有被动因素。近两年，发达国家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首先，美日欧经济复苏与中国出口之间有“脱钩”迹象。美国制造业复苏带动实体经济复苏明显。2011－2012年制造业平均增速达到4.3%，已超过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平均增速达8%，远远超过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而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今，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2013年，中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这一趋势在2014年有所延续。
 
    其次，替代性贸易竞争态势越来越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与此同时，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自贸区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
 
    同样，在中国内部也正经历投资与消费的 “再平衡”。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持续下移，从2009年33%的增长速度已经回落至9月的16.1%，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从2009年的8.1%降至去年的4.2%。投资率下滑有深层次原因：一方面，从产能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且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持续存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制约了新增投资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投资率下滑与资本形成率下降有直接关系。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1996-2012年期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ICOR数值明显偏高。特别是随着实际融资利率，以及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高投资率已经难以为继。
 
    从消费方面看，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消费增长的引擎。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中国进口以中间产品为主，过去10多年铁矿石等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但是最近几年进口消费品比重开始上升，汽车和计算机等混合用途(既用于消费，也用于投资)最终产品的比重也明显上升，这将有利于全球平衡。
 
    此外，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位置，均与技术落后密切相关。未来随着中国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生产模式的转变，对全球特别是发达市场的资本设备和商业服务的需求将会继续大幅增长。预计今后十年，中国高科技市场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根据我们测算，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维持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18.3%的市场份额，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到600多亿美元，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也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全球技术扩散和技术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