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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心就是找到黄怒波，而且找到了两个。我是插队的时候考上北大的，那是宁夏一个很贫困的地方，黄河边、盐碱地，满河沟的鱼，但那里的农民不吃鱼，盐碱地里只能种稻子，不长草，也种不了菜，只用酱来拌米饭吃。
上了北大就觉得进了天堂了，毕业后不但留了下来，还在中宣部工作，对宁夏人来说，这已经够传奇了。按说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当个处长、局长、副部长、退休，后面一辈子可以吹牛在“海里”怎么怎么样，这是体制下中国人最理想的一个活法。
1990年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年代，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必须要改革，这一下搅动了所有人的心。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动了心了，在中宣部就算混个副部长，人生又如何?你不是你自己啊!
你是党的人，你是个螺丝钉，你是个战士，指挥到哪就得到哪，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说什么就不能说什么，这是纪律，不需要你的创造性，只需要对上级负责。现在你的活法可以变了，可以下海经商了，打开了另一番天地。
辞职后我也不会做企业，就慢慢摸索，无知者无畏，印名片，卖玩具娃娃，倒卖茶叶、钢材、复印机,什么都干，被骗的多，得到的少。我们创业的时候，逮着什么就做什么，就像草原上的猎狗，这样才能活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做的第一件让自己自豪的事，就是勇敢的下海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自己，找到一个真正的黄怒波。原来我可以这么伟大，可以自己来打拼一个天下。
做企业这么多年，值得说的一个是“得”，一个是“失”。
“得”，就是把安徽宏村做成世界文化遗产。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事，当初是无心，看着它美，加上人家忽悠，就拿下来了，歪打正着做了保护的规划，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项目让我觉得自己一生没白活，全世界900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这一处，是由个人发现、保护、申报成功，并且继续在保护的一个项目。800年的村子，8000年后它也应该会在。它也不是我的，是社会的，但是大家永远都会记得是我做起来的，想想这可比当个首富光荣多了。
“失”是什么?就是做的商业地产。
当年拿北京大钟寺广场那块地的时候，因为资金占用太大，没人愿意要，我们就像饥饿的狼一样，碰到什么先一口吞下来，傻小子睡凉炕，全凭身体壮，就这么把它做起来了。这个过程很痛苦，也很艰难，还碰到奥运会、金融危机等等，就是扒一层皮的过程，最后终于做好了，43万平米的项目，被马云给收拾了。马云很聪明，做了电商，横扫一切，当时我们还不太懂这个厉害，农村插队出来的，觉得土地怎么都是宝贵的，43万平米，租金每年得3、4个亿，15年左右的时间足够把贷款还了，但这个形势变得太快，招商一度达到了95%，但收不上租金来。
为什么?商户自己都活不下去，怎么给你租金?后来怎么办?决定停业，改成写字楼，在中关村，写字楼还是有市场的，商场的租金一天也就平均2块钱，写字楼呢，6-8块，而且预付租金，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推动太难。里面还有1000多家商户，还有就是改造期间没有大的物业收入，贷款利息就没法付，得跟不同的债权人坐下来谈判，又是一场恶战——是大家一块儿死，还是大家一块儿涅槃?
在大钟寺这个问题上，我对团队说，你们是想放弃，还是拼一把?放弃很容易，可以拍卖，把债务都还掉。如果要拼一把，我们还有机会升级换代，从传统的零售业转到国际化写字楼上来。后来我搬到大钟寺广场办公，要求高管都搬来，打仗嘛，就要在第一线，直接面对所有问题。现在我们是越战越勇，每天斗志昂扬的，如果明年改造成功的话，又是另一个经典案例了。
做企业，让我找到了另一个黄怒波。
当你上了福布斯、胡润这些富豪榜的时候，其实钱跟你就没多大关系了，你兜里的钱，早就足够你花了，我现在还是最爱吃宁夏辣椒炸酱面，没几个钱。
我看到很多优秀的人，比如史玉柱我就很佩服，能从低谷里走出来，褚时健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创业，我特别尊敬他。还有一个我尊敬的，叫带头大哥吧，柳传志，你看联想，不断创新，不断在变，哪次不是生死一回?这就是企业家精神，追求的不一定非得是万贯家财，而是苦难磨砺后的蜕变。
做企业的人，在下行的时候，才是最考验你能力的时候。跟登山一样，登顶很容易，有训练、咬着牙都能上去，问题是登顶还要活着回来，不是说到了上面照个像就留那儿了，但很多人上去的时候就忘了，孤注一掷，非得要登顶，结果下来的时候就留在那儿了。
我登过四次珠峰，第一次就失败了，在8700米冻坏了脸和手，决定撤下来的时候很难受。后来北大的周其凤校长对我说，怒波，我一生最敬佩的你，不是你登顶珠峰的成功，而是你敢承认自己失败，转身下来了。他这个话让我热泪盈眶。
我想，做企业做到后来，就不会把成败看得那么严重了，没有千年的首富，也没有百年的企业，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的寿命再不能以以前的时间概念来计算了，最关键的就是你在创业当中，享受到挣钱的快乐时，有没有胆量和能力承受失败的痛苦，这是最最重要的。
你能不能把这种痛苦，和成功一样，当作你人生的财富?如果能这么看，你就算没白创业，这辈子就没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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