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可能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

     过去几年里，林毅夫教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有维持8%经济增长率20年的潜力。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增速已跌至8%以下，林教授在2014年10月再次发表文章《为什么我说中国经济8%增速能持续20年》，相信中国经济未来能继续维持7%-7.5%的增长速度。
　　林教授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一向准确，他成功地预测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完胜那些鼓噪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学者。我也非常认同林教授关于中国“后发优势”和结构化增长的理论，但从其预测文章来看，林教授似乎忽略了中国人口老化和工作人口衰减的因素，从而可能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我看来，之所以预测中国未来10-20年还有7%-8%的增长速度，林教授是基于以下理论：追赶型经济拥有“后发优势”，即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而且差距越大就增速越高。中国在1990年的人均GDP为400美元左右，相当于台湾、韩国在1970年前后的水平，相差大约20年。如果关注各自时段内的发展，那么在1971-1990年期间，韩国和台湾分别有年均9.4%和8.7%的高速增长。 而在对比的1991-2010年，中国更是取得了年均10.5%的高速增长。林教授完全正确地预言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而且，得益于人口和市场的规模优势，中国的增长速度甚至比韩国还高出1个百分点。　
　　或许可以使用同样的逻辑来类比未来。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7000美元左右，相当于韩国和台湾1990年的水平。而在1991-2000年的十年中，韩国和台湾分别实现了6.6%和6.2%的年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1%)，则会实现7%-8%的高速增长，这也正是林教授对今后中国十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
　　这种类比方法的部分思路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这个预测过程似乎没有考虑人口因素。通常认为，经济增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工作人口的变化。所谓的“后发优势”实际是生产率的提高，但GDP的增长还需考虑工作人口的变化。
　　一般来说，工作人口可用20-59岁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来表示。在1991-2010年期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增长了30%-40%，而在对比的1971-1990年期间，韩国和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也有同样幅度的增长。我们知道，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取决于20年前生了多少小孩。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台湾差不多，这是因为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和40-5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都维持了相似的高生育率。
　　如果在对比期间，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幅度相同，则可以不考虑人口因素。因此，可以把韩国和台湾在1971-1990年的GDP增长速度，直接类比到中国1991-2010年的GDP增长速度。在此视角之下，过去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速度也属预料之中。但是在今后一二十年，情况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2011-2020年的人口结构的老化速度和工作年龄人口的衰减速度将远超1991-2010年对比时期的韩国和台湾。其背景是中国施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台湾的生育率虽然也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但下降过程远不如中国的那么剧烈。
　　在长期实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的背景下，中国20-59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2014年只增长0.2%，且在2015年就将停滞甚至减少。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台湾，在1991-2000年，工作年龄人口数量还大约有每年1.3%-1.5％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如果把人口因素考虑进去，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要打1.1%-1.5%的折扣，增长速度将不是7%-8%，而是5.5%-6.9%。 而且在2015年后,随着人口老化加速，其减速效应会加剧显现。如果再往后看十年，在2020-2030年，中国的20-59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将以每年1%的速度萎缩。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在2000-2010年还有每年0.5%-1.0%左右的增长，一正一负对中国就是超过1.5%-2%的负面影响。那样中国经济很可能降速到每年5%以下。
　　每年1%-2%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对很多行业来说，错误地多预测了每年1%-2%的增长将会产生严重的过剩，导致诸如房地产市场崩盘之类的后果。这种误判也会影响世界的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等等，这个以后可以另做详细讨论。
　　总而言之，如果使用前述框架，假设中国未来十年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和韩国和台湾20世纪90年代的速度类似，甚至略快1%，那么应该有7%-8%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受到工作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由于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大大提前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工作人口规模的衰减，其速度要比对应时期的韩国和台湾快1.1%-1.5％。因此，考虑到这个负面因素，在这种预测框架下，未来几年实际GDP的增长率应该是5.5%-6.9%，而非林教授坚持的7%-8%。
　　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除了生产率提升和人口变化外，技术演进的时代差异、经济制度的改进空间不同、贫富不均的程度差异、文化和教育的地域差别、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等都可能有影响。因此，我们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发展预测，不如说是指出林毅夫教授的预测对人口因素的明显遗漏。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述还只是考虑了工作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人口老化还会带来其他诸多负面因素，例如创新和创业活力的削弱、养老体系不堪重负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低生育率下的人口结构老化和规模衰减不仅会降低GDP总量的增长，甚至也会降低人均GDP的增长。对人均GDP而言，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人口老化和萎缩的后果恰恰是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这点在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相对比较中尤其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数据，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7%，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28%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所以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现在中国每对夫妇只生不到1.3个小孩，单独二孩政策推出后，申请的人还不到符合条件的人的10%。中国现在显然不是小孩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即便抛开家庭的基本权利、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考量，仅仅只从维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来看，中国也需要像其他所有低生育率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乃至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最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能够关注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