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怎么理解“新常态”
最近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里展开谈一下。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的，要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的英国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跟手工业品构成。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超过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第二个问题：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谈过。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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