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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于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智库机构及智库人物“谏言参与”中国高层决策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正如习近平所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这次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是落实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意见并使之制度化，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广大专家学者广泛调研，潜心研究，不断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为党中央科学决策建言献策，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多作贡献。”然而有个问题值得思考：中国现阶段的执政高层，需要怎样的智库机构和智库人物呢？
首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定位来看，中央决策层首先以重视官方智库机构及官厅学者的意见为主，并适当兼顾民间智库的谏言。官方智库机构主要是指社科院、中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著名国立大学学者。应邀参加此次座谈会并发言的六位智库人物及其身份分别是：
王 战 上海社科院院长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 扬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林毅夫 北京大学教授
胡鞍钢 清华大学教授
樊 纲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法人代表)【为民间非盈利机构，挂靠国家发改委。】
上述机构中，樊纲先生筹资创立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具有民间机构的色彩，但由于其挂靠在国家发改委因而一直“谨小慎微”地与体制内的调子保持高度一致。从这个人员构成来看，未来被中国高层“认可”的智库机构及智库人物，将以体制内为主，以民间为辅。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官方智库机构一直存在也一直有大量研究成果，但是在部门利益主导决策意志的体制环境下，其研究成果基本上束之高阁，在新的体制创新的环境下，他们或许会有更多的成果产生特殊效应。
其次，需要熟悉中国国情特质，并“读懂”执政集团的决策思维及决策思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体制决定了，能够认同并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遵从中国特殊国情、熟悉体制内外的权力运行机制、维护国家稳定、维护经济社会发展连续性的智库机构及智库人物，才有资格被决策层“看好和认同”，这是因为，只有具备这样思维的专家学者，才会与决策层有“共同语言”，才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比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先生，虽然是一位非主流的学者，但是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研究中国国情，并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智库的方法搞研究、出报告。他亲自编发的智库报告，坚持不懈地一直免费给国家各大机关赠送，这种精神，似乎值得很多智库机构学习。
再次，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创造性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经验的、极具创新思维的海内外学者。从习近平近一年来走访、接见的海内外诸多智库机构代表人物及其谈及的话题来看，具有国际视野而不偏离中国国情、具有全球化意识而不跑偏既定前进方向的智库机构及人物，今后有机会获得中国的研究经费并为中国高层出谋划策。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极力倡导西方普世价值、过渡渲染自由市场经济、对党和政府风言风语，以及自恃清高的独立学者，原则上是暂不受欢迎。并不是他们没有见识、没有学识、没有真知灼见，而是因为他们的言行风格和方式，会刺激很多人的神经，会激起社会不满情绪。
因此，他们名气再大也不会被高层器重。当然，对于这些特立独行的学者而言，他们追求的是真理，在他们看来，或许并不稀罕去扮演官方“智库”的角色。他们追求的是历史的检验，而不是眼前的实惠。人各有志，互不相讥。
最后需要与读者分享的是：美国华盛顿(DC)大大小小的智库机构是如何影响白宫机诸多权力机构决策的。通过几次切身到华盛顿考察，有这样几点感受：
第一、华盛顿既是美国权力中心，又是智库林立的地方，更是国际情报中心，这里每天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诸多智库机构由三方面的资金支持运转：中标政府研究项目、获得民间特别机构资助、特殊情报渠道资助。
第二、以特殊形式影响白宫及各个权力机构、法律机构、两会议员的决策。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林林总总，但是进入白宫决策渠道的研究成果很少，通常以中标项目或特定委项目的研究成果专题报送，除此之外还有特别密约报告---任何情况下，智库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的研究成果。
第三、多数智库机构都有自己专注的研究范围和相应的研究数据库，并且聘请和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领衔研究项目。
第四、每个知名的智库机构都精心编制了三张网络：全球同行研究网络、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不乏政府高官、议员、财富大亨、公关代表等)和自成体系的情报网络。
第五、美国政府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直接选择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特别重要的事项，同时会选择几家机构的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因此，白宫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择而不是总统自主决断。
真诚希望中国的中央决策逐渐具备两大科学决策特征：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和基于官方及民间智库的成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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