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办法既包括短期内能够立竿见影的金融工具，也有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逐步推出的旨在提升发展质量的长效手段。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决策层没有推出可能带来后遗症的“大手笔”刺激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稳增长措施，如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

　　这些“精准化”措施一定程度上已经稳住了经济形势。作为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重要先行指标，1日公布的中国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4个月回升，达到51%。发布数据的官方机构称，这反映了“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应显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即便如此，中国经济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下行压力。在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的背景之下，投资短期内难以提振;在全球经济复苏尚未稳固之时，出口面临着极大的增长压力。然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关于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表态底气十足。

　　李克强上月访问英国期间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尽管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前进。我们将继续在必要时做出预见性和适度的调整，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去化解各种风险。我们有信心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

　　其实，即使中国经济遭遇“最坏的结果”，中央政府依然拥有动用金融、财政等手段的足够资源和空间。从全球范围内看，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算高，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不管是历史纵向比较还是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横向比较来看都是很高的水平。

　　除了这些短期工具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大招”将发挥更加持久的作用。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中长期来看，中国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将为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稳固的增长动力，也将成为化解复杂经济形势的长效良方。

　　全面深化改革在化解复杂经济形势方面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以就业创造为例，中国经济形势之所以复杂，一大原因就是经济放缓将带来失业的增加。然而，深化经济改革的直接效果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在提升。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近年来已连续降至10%以内，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依然强劲，甚至在增强，去年新增城镇就业高达1310万人。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之下大力发展服务业所带来的红利。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估算，政府投资于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是投资于重工业的2.5倍。

　　加快发展服务业这一常规武器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屡试不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目前已达到49%。然而，这一比重仍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巨大潜力还有待挖掘，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此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审批、工商登记、财税体制、国有企业等一批领域的改革，都将为企业“松绑”，尤其是将逐步打破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各种“玻璃门”和“潜规则”，从而为经济稳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以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系列措施也将为中国经济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此外，目前正大刀阔斧推进的反腐行动短期来看可能会给消费增长带来一点冲击，但长期来看将有利于纠正扭曲的市场秩序，让经济运行更加顺畅。

　　当然，中国经济目前还有很多令人担心的问题——青岛港骗贷案被认为是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冰山一角”，如不及时化解，此类风险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打击;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也是如此，虽然不会像一些人所预计的那样陷入崩溃，但是市场的持续低迷可能会加重银行业和地方债务风险。

　　在复杂经济形势下化解这些长期以来积累的风险并非易事，对中国决策层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然后，历史多次表明，中国决策层“办法多”，总是能够未雨绸缪、迅速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