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6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产业转移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引导东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产业向内陆梯度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虽然在国家间（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尝试，但是，启动一个国家启动“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阶段战略却远比初期启动“非均衡发展”（外向拉动）的道路要复杂很多。那么，我就所涉及到的经济关系、主要总量指标与功能发挥及影响效果，成长路径，以及政策供应与制度安排环境等因素做下浅显分析：

一、东部产业向西部产业转移中涉及的主要经济关系：三个产业成长阶段与问题的复杂性

 １、东部产业转移与中西部产业集聚的阶段：如何顺畅跨越三个阶段？

    提起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大开发，促进均衡发展战略，通常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基础设施。老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目前，国家政策与政府公共投资供给最有力度的或许也是沟通东部与中西部道路交通等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不过，当前，由于经济环境与发展条件的复杂性，即使这个条件的限制获得解决，老话中的“要想富先修路”亦并非如历史一般理想，会随之简单到位。当然，虽然这个先决条件没变。

    因为，我们知道，自商品流通条件的启动、到要素流动的启动，再到区域均衡发展的产业关联结构形成乃至综合性产业集群的启动，这之间的差距在产业成长中至少为三个阶段的完善成熟期。虽然三百年来不断完善的区位理论与发展经济学“不平衡发展”理论告诉我们，这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如何顺畅以要素推进配套政策供给及制度安排来跨越这三个阶段需审慎的系统规划与思考。

2、启动“均衡发展”中涉及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彼此如何影响？

    事实上，从启动“不均衡”发展与启动“不均衡”到“均衡”发展的反向带动过程看，性质则是截然不同的。随着经济环境、关系及条件的复杂，我国东西部从不均衡到均衡发展，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商品与要素流动与配置关系，东西部供需条件的巨大差异关系、产业结构与关联方式及其特点的复杂，收入差异及消费结构，人力资源及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增长驱动方式以及要素流动方式及金融环境等。

    而分清如上各种经济关系，各自都会从哪些方面对经济施加影响，条件如何，效果如何？则是战略决策的重点。所以，分析各关系发挥作用的形成条件，彼此的影响关系与效果等，则决定者配套政策及制度化体系的推进方式。
 
二、启动“均衡发展”远比“非均衡发展”要复杂很多：东西部平衡发展条件与制度供给路径分析
 
    客观的说，从不均衡阶段促进东西部均衡发展的情况比启动非均衡发展阶段更为复杂。我们需要对客观条件与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功能与效果关系做下审慎分析，它包括：市场供需环境，供给与收入条件、产业与制度变迁特点、国民经济总量与个量变化差异及市场与产业作用方式与关系等等，评价其可供选择的路径以及路径组合。

1、启动“均衡发展”缘何比初期启动“不平衡发展”更为复杂？—看环境与条件的差异性
 
   第一，从不平衡增长理论看问题根源：从农业主导经济到启动工业化经济条件。虽然“不平衡增长”经济结构的形成历史有诸多理论观点的支持，而现在事情反过来了，即：要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结构。是否亦可以简单做下反转就能够完成呢？结论是：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甚至比初期启动“不平衡”的道路要更为复杂！
可能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赫希曼（Otto Hirschman，1954）的不平衡发展的“有效次序”与“产业关联”，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赫希曼作为“不平衡”增长学说的创立者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曾以拉美为实证对象，突破固有的“直接投资部门、基础设施部门序列的狭隘论证”，而提出国家规划制定应该优先并确立重点发展部门的“有效次序”与“产业关联”分析。

    但是，问题出现的根本恰恰出于这里，这也许是为何众多后发展历程国家在不平衡发展道路后，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发展中国家或区域自农业经济或者农业主导的二元经济开始，尝试启动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时，按照历史规律显示：该国不仅面临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同时在工业化中亦进一步获得附加值的增加。这种情况的前提往往是农业形成了剩余价值，或者外界进入了资金促进了农业效率。比如：工业化促进农业收入增长，而生产效率会出现提高时，剩余劳动力与剩余价值则会进一步向工业化迁移。这个成长过程对于外界进入的“资本”等要素的流动与增值具有成长性：“进“则有市场提供的发展空间，“退”时亦存在经济客观升级的的需求条件。

    第二，产业迁移的条件：农业经济、二元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差异不可简单视之。但是，如果从已经形成的不均衡发展的工业化体系或已经具有工业化倾向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产业布局，向农业经济明显或具有农业经济倾向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迁移（如：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迁移）。则会面临驱动外向或内需成长的方式，特别是与传统经济成长方式与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产业链存在区域布局整合效果及关联断裂的问题。那么，事情显然不是如启动非均衡战略那样简单。

    它即涉及到增长的拉动方式（比如，外向拉动，或内需拉动），亦涉及到率先发展的工业化的区域产业迁移或梯次迁移的沉淀成本、关联方式、政策与制度供给、要素资源流动环境及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等等因素；同时亦涉及到外向拉动路径变迁或者延续，内需拉动的驱动形式（哪些总量指标带来的驱动），特别是影响各要素发挥活跃性的各类总量指标在怎么样的制度供给下发挥作用。特别是驱动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中的人力资本及并无农业剩余下的收入条件等因素。
 
2、我国改善经济总量指标发挥其功能的空间与条件：基于东部沿海初期比较下的制度供给路径分析

    第一， 我国中西部启动工业化发展条件：基于东部沿海初期比较。我国中西部诸多地区处于农业经济结构及初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东部沿海基于外向带动下逐步形成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工业产业结构，而驱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高依存度的外向拉动条件，有些可以不被破坏而无沉淀成本下使“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势继续发挥作用”完成迁移并是劳动力或资源优势延续；而有些外向拉动的产业，则不然，在向中西部迁移重或会破坏原有的诸多要素连续性关联交易或者制度化关联环节的生存条件与环境。

    特别是我国大部分处于自然农业经济主导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西部地区或许存在劳动力或资源等要素优势，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79）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后为拉尼斯与费景汉做出了完善）认为，这些地区启动工业化增长的条件包括：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而农业劳动力供给无限大。当农业有了剩余，工业与技术逐渐被引入，它会减少农业剩余亦减少农业劳动力。

    而“农业有了剩余”我们亦可以看作是一种前提性条件。但是，如果农业不存在剩余（因为我国农业还处于较为落后阶段，每年还存在７０００万吨的进口缺口。现代化过程还不足），情况会怎么样？那么，这种情况在东部沿海区域倾斜的发展阶段，虽然当时情况类似，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各种隐性的优惠、政策与财政等的补偿，以及利益转移机制等因素，却使这种农业发展的不足在我国东部沿海局部推进时期显示得并不明显。比如：在初期我国几乎并无多少外汇储备下，这种国家对沿海的创汇机制、外汇补偿机制，以及出口贴补及税收优惠，乃至各种超国民待遇换取投资资金与进行建设谋取远期收益的机制显示得极其明显。

    而当前我姑哦的中西部地区同样处于并无“农业有了剩余”，虽然可供给无限的劳动力，但，这时的情形同样会显得要素资源存在配置“缺项”的问题。显得与东部沿海开放之初的条件的差异迥异了。

第二，是否总量指标改善即可发挥影响产业发展功效：总量指标改善经济的条件与空间

    那么，从库茨涅茨（Kuznets，1955）的角度看，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寻求“整体经济的扩张与增长”中的总量变化的条件，当然亦包括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内容项，比如：在增长方式与拉动方式中的总量指标变化中寻找契机。这个思想的支撑来源于库斯涅茨在《国民收入》（1941），其中阐述了国民收入各总量指标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根据大量历史资料验证获得结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的调整会随着经济总量指标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简单的说就是：国民经济各项总量指标的变化，可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变革与调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各项总量指标的调节改善这个条件，弥补这个不足呢？

    他的“总量指标增长的拉动理论”所涉及的指标各有其功用。比如、总收入、总支出、GDP总值、个人平均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总投资及总消费等等。

    总收入\总支出\可支配收入及总消费等等指标则是影响从外向拉动产业转移为内在需求驱动条件的主要因素。不过，目前改变这些指标的增量却面临较恶劣的客观环境，即：在中西部地区存在巨大“农业低效”与“农产品进口缺口”下，对于农业经济来说形成“生产剩余”条件无疑是苦难之举。那么，这个条件似乎亦成为制约产业迁移的与内需求结构转型的一个焦点。

    当然，破解它不可避免会遁入一种规律，即：如果劳动收入在国民经济总量比重中上升，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或者让利及贴补手段提供这种支持，另一方面，影响投资企业财产收入比重下降。但是，企业是不会答应的，那么，是否通过税收或贴补亦由国家来承担？（这似乎又遁回了我国东部沿海区域倾斜下的政策优惠框架。）另一方面，克拉克在（J. M. Clark）《经济发展条件》中通过实证验证了：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律性。但是，中西部地区直接跨越到发展第三产业似乎存在阶段性的“鸿沟”，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服务型农业，但是，农业经济或农业化倾向的二元产业结构的“生产剩余”是通过第二产业完成转化的，如果不存在特殊地理区位等功能性环境条件，很难跨越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独立发展第三产业。因为，在总量指标中收入与消费指标的增长来源于低效农业，在农业边际效益为零，而劳动力无限供给下，没有巨额收益（获得的剩余价值）货币支持这种周转，以支撑率先发展第三产业。

    历史上，与库斯涅茨不同，以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为核心的学者，以均衡发展理论解释这种现象：落后区域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从哈罗德-多马的观点看，不管是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产业投资与社会收入增长都有益于解决这种问题。而这些总量指标在并无东部沿海区域初期倾斜的优惠政策及利益补偿及转移机制下如何获得呢？ 实际，无疑是两条路，一是增加社会收入促进消费支出的多种途径，二是促进企业与社会资本投资供给的多重途径。当然，这两种途径在我国时下的中西部经济发展阶段，都不可能排除国家让利于社会居民与企业（事实上，诸多超国民待遇在沿海，以前提供给的外资，现在提供给的是民企与国民。方法虽然一致，但是本质上，这是两者的根本不同），同时，亦不排除通过资本市场开放各类国企股改中以股权转让发售交易抵押等各个环节或者税收减免提供社会收入结构变革的条件。　

第三，为何历来中西部开发中各种利好形成“恶性循环”：提供什么样的制度与治理安排？

    实际上，我国目前分配结构及投资结构中最缺少的则是“富民”的制度化安排与系统化的推进体系。有时，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供社会这方面的机遇是不少的，比如：城镇化道路、需求拉动计划、中小股民（投资者）小微企业保障计划、居民收入增长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等。但是，往往缺少系统的制度化供给，使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形与扭曲。

    事实上，拿城镇化道路来说，本身是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驱动的，并形成各类总量指标改善的效果。结果却形成了地方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局面。不仅形成巨大的地方债务，造成区域市场安全的巨大危机隐患，同时，腐败资本与权力资本结合，使改善民生的条件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伴随房价高涨与强拆的圈钱，使居民的收益与生存安全都形成恶化的局面，而大量盘剥的资金与腐败圈钱收益的大量外流。这种恶性循环下不仅总量指标未获得改善，经济生态进一步恶化。不及时的制止则会形成新的“贫困恶性循环”，而一切良好的政策效果亦会化为泡影。
 
３、促进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条件分析：运行顺畅的连续性交易安排转移到非连续与不确定型交易安排
 
    第一，影响供需总量指标改善的启动因素：最活跃的人力资源要素如何带动要素整合配置？正如平衡发展理论所认识到的：平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则是解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把这种“平衡发展战略”引申为“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那么，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的前提则会发生改变。即，必须强调率先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向落后区域产业投资与转移的必须具有成长性及有助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发挥。

    那么，平衡发展战略的内涵核心则应该体现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影响要素流动的条件往往事与愿违。为什么？正如我开篇中所提，从“非均衡到均衡增长”的过程，比“非均衡启动”要复杂不知几何。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改善总供给的来源则在于投资总量取得实际效果。总投资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政府；二是实体产业或企业；三是居民与自然人。前者除了提供基础设施与政策供给，一旦参与具体的市场利益分配，那么，市场机制将会被破坏。这样，总投资则主要来源于市场引导下的后两者的投资，具体说则是：一来源于东部产业迁移及投资，二来源于社会资本。
 
    第二，威廉姆森的制度安排的供给有多重要？—人的要素从风险规避到长期契约安排,这解释了什么问题直接影响资本等要素跨区域流动配置的，最活跃的要素资源为人力资源。诚如我们所神话的，人力资源可以组织与配置其他所有要素，是一切要素资源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有时我们会一直把它神话。这样说不是表明它并不具备可以神话的高度，而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它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与社会环境。

    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63及2009）对这个问题亦难以规避，在《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1963）与《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1964）中，不得不做出正面回答。威廉姆森在回答劳动力（包括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为何在面临具有风险的高收益机会时，会选择长期受雇于企业，做出长期性契约选择？他认为，是因为，人性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天性，所以会使人力资源往往在面临有风险的高收益与长期安全的稳定的低收益之间做出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后者。这样，人力资源会放弃风险，而选择长期的制度化契约安排则会替代了短期的连续性频出现，而且是来源不确定的风险。他不仅用其解释人力资源之间的雇佣关系，亦用其解释企业之间的交易与投资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关系。

    那么，基于这个倾向的存在，它可能会在企业战略及要素流动的诸多环节中影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的投资与迁移。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并不可令我们对事情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什么样的制度体系需要配套？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投资迁移中，必然会形成决定产业集聚的要素流动的缺口。而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会受到现有制度环境的制约，尤其是时下的制度体系环境，影响人力资源要素流动中安全选择的内容很多，比如：行政区划环境、饱受争议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管理，乃至劳动力的三金五金管理等。这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要素跨区域的流动不得不成为企业家战略中思考的问题（当然，边干边学的舒尔茨的思想却是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的）。这样，如在短期内指望这种活跃的人力资源要素起到整合其他要素的效果，迅速发挥作用是有困难之处。而解决它需配套以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相配合跟随，加以完成。
 
第三，制度经济学分析走出纯粹理想：三项因素的平衡及安排系统

    有的时候经济学家在进行纯粹的理想的经济分析时，不可避免需要被驱赶走出他的理想。将社会因素、体制因素、环境因素、文化因素，甚至人性因素等与人力资源等各种要素的配置条件加以综合考量，尤其是需要思考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配套解决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点，恰是历次政策推行时易于忽略的地方，它却直接影响战略实施的效果。

   建立一个有序而有机推进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责往往需要促进经济随民生而生，随民生而发展，它是制度化配套推进中的一个问题。另外，在东部产业的中西部转移中，存在三项需要认真平衡的问题：一个是产业拉动的外向与内向的关联条件；二是产业转移的成本与市场环境是否具有成长性，因为，我们谈到了丛哪些方面影响各总量指标发生功用，三是，人力资本的转移条件与制度安排的推进。

    客观上，往往一个经济运行系统固有的交易序列结构难以轻易被打破，尤其这个制度在以前运行顺畅的连续性交易安排转移到非连续与不确定型交易安排时，这个问题会显得愈加突出。
 
４、克鲁格曼关于产业向一国内陆延伸并集聚：我国为何失灵----社会治理因素为何居于重要位置？

   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2005）、阿瑟和维纳布尔斯、巴罗和沙拉马丁等人1999年合作出版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体现两个重点：一是报酬递增角度对空间集聚进行研究，二是从区域成长的角度对空间集聚进行研究。该研究认为：集聚的动力主要是三个外在因素，即，劳动力市场、技术溢出、中间商品的供求关系，它们导致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而相比较国际范围集聚，沿着一国内部的区域或地区集聚更为可行与现实。他的理由除了技术因素主要来源于社会因素，包括：文化、政府管制与政策、制度和立法体系的相似性。而这一点却从反面证实我们的如上推断。

    因为，这些社会因素除了文化，基本上是影响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本国的制度化供给与安排，这种配套形式本应该体现内在的一致性，当然亦包括体系内的便捷与安全性。但是，在我国城镇化道路与中西部大开发的利好中，东部沿海产业的中西部迁移，体现在人力资源及资本等等要素的空间流动上，本应该带来克鲁格曼所言的报酬递增的效果，从而影响产业中西部的集聚。但是，相对比的现象却是正好相反！因为，大量的私人、民营及腐败资本外流，转向国外投资甚至置业，为什么？地方政府参与与民争利以及行政腐败等内容，已经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所以，配套时下的惩戒腐败，统一的社会制度化供给体系的完善与改革亟待推进。

三、我国均衡发展战略中综合考量的几个问题：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化安排条件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产业关系主要体现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北粮南调、南粮北运，南矿北运、西棉东运等等。诸多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煤炭、能源、矿产及大宗产品集中于我国较为完善的产业链的上游。而这些资源型产业亦构成了工业化基础支柱产业的主体内容，如：煤炭业、原油炼制、采掘业、矿石开采、钢铁产业、有色金属采掘炼制、水利风力发电、粮食棉花畜牧水产养殖、化肥、机械及配件等等领域。

    而这些大宗资源型具有构成基础支柱产业的客观条件，具有关联环节多，中间产业链长等特点，具有影响形成产业空间集聚的客观条件，那么，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产业的成长与竞争优势，并形成产业内在关联的集群？经常有学者抱怨波特的菱形理论，认为它太完整而面面俱到，这种面面俱到的环境与条件客观上往往不具备。

    事实上，面面俱到的条件的准备是必要的，它可以解决我们面临农业经济或者农业经济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下显得束手无策的窘境。正是由于这种面面俱到考量的客观条件考量，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60）的产业扩散效应（见《经济成长的阶段》）似乎可以在此情况下提供我们战略性的选择。他所赋予主导产业多向关联及对总量成长性的战略恰恰是在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后，使存在的问题获得解决。而主导产业的扩散效果似乎亦可以影响产业集群的行程。似乎亦给予我们现成的答案。

    事实上，这种面面俱到的客观条件却正好适合于针对于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的一种较为全面的要求。这个要求恰恰是政府在政策供给与制度体系安排上需要考虑的一个较为全面的问题。因为，我国在东部产业转移及开发中西部战略中，需要政府为中西部的大开发构建这种较为全面的发展环境，包括：要素流动、产业成长与集聚的较为全面的软硬环境，包括四个内容：一是促进要素流动顺畅及安全的制度条件；二是促进社会收入增长与社会需求成长，以及产业报酬递增的条件；三是提供相关产业及支撑产业进驻的政策性引导与制度化服务安排条件，四是提供企业的战略结构整合及战胜海外竞争对手的条件，另外，提供政府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中提供企业战略机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