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里认为人是利己的，而在《道德情操论》里说人是利他的，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发生在一个斯密身上，人称斯密悖论。对于斯密悖论，人们有三种观点，一是存在悖论，斯密的确存在内在的理论矛盾。二是不存在悖论，斯密在两本书里都主张利己，即使利他也是主张自利。三是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但根源是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多元的，所以这种悖论仅仅是逻辑上的。因为斯密认为，存在一些真正的道德的人，是公正的旁观者。人的确是利己的，但一般来说利己之心是受到道德约束的。斯密理论的非逻辑性，体现了作为人的事实的复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的内在的逻辑矛盾。
 
    从学术上来说，有学者认为，这是斯密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相区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他的情操论，说的是在社会领域需要道德，他的《国富论》说的是在经济领域道德是中性的，经济人不必考虑利他的问题，因为互相考虑利他的人不可能真正成交，卖的人要低价才卖，买的人要高价才买，是不可能有共识的。但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说法不够具有说服力。哈耶克的大社会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因为在哈耶克等看来，道德往往是封闭社会的，需要的是贡献的道德，市场社会是开放社会，需要的是遵守规则的道德。开放社会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多中心的扩展的秩序规则，而封闭社会需要一种熟人的道德，这种封闭的道德看起来美好，但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社会的治理结构。
 
    因为扩展的秩序，超出了熟人的关系模式。熟人之间的交易，一般都是道德性的交易。请客，一个人买单。喝酒，让别人多喝。办事情，通过人情往来解决难关。人情交易网络是一种道德性的交易，意味着一个以人情为基础的责任网络，具有封闭性。扩展的秩序，人与人之间涉及到一个普遍性的规则，开放型的结构。封闭的结构，一个人买单，一段时间后每个人都买了单。让别人喝酒，一圈下来，大家都喝了酒。人情交易和责任网络，都具有闭合性，在一段时间里体现了等价交易，而且具有强制的责任结构。市场社会是一种扩展社会，开放的结构，依靠传统的人情交易和责任网络，很难形成一种责任的闭合和强制结构。东北人在东北抢着买单，但到了关内，逐步改变了习惯，在开放的社会结构里，抢着买单是一种单方面的交易，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人情交易和责任网络不适合开放的社会。所以，开放的社会需要一种即时性的，而不是历时性的等价交易结构，买卖两清。抢着买单被AA制结构所取代。人情交易和责任网络，被金融借贷和保险结构所替代。买房子，向亲戚借钱，转变为向金融市场借贷。即时是向亲戚借钱，也给市场利率，而且还不是国家银行规定的利率，有些还是约定的利率，以便能够更容易地借到钱，市场化水平比较高的浙江人，就遵守民间亲戚借贷也需要支付市场利息的规则。传统的人情交易网络依然存在，但扩展的市场结构可以让人超越封闭社会的结构，从而获得更多的帮助。道德也就被市场所替代。在市场里，需要的人，只要求在即时承担责任，如果通过历时拥有责任感，则需要相应的抵押机制，或则消耗封闭社会的社会资本。
 
    所以，扩展秩序的市场社会和封闭的人情社会，并非是一个相互排斥的模式。扩展社会的经济学和人情社会的道德学，也存在相互支撑的因素。一个适应市场社会的人情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社会更好地运行。有利于人情社会的市场社会，也可以更好地运作市场。放肆的市场，和彻底封闭的社会，一种是因滥用自由而损害自由，一种是因取消自由而损害自由。当然，两者也绝不是可以完全兼容的。传统人情社会的道德主张贡献，只在开放社会里的规则遵守的意义上才具有实际意义，开放社会的遵守规则的道德，在传统人情社会里，也未必具有支撑的实际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斯密的悖论依然存在，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事实上的悖论。这种悖论，在单中心的治理结构里，意味着直接的矛盾和冲突。但在多中心甚至是无中心的治理结构里，悖论可以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相互之间存在种种通道进行转换，从而体现社会的丰富复杂性。

    斯密悖论的内在矛盾，其实也体现在斯密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上。在斯密那里，国家和政府，和封闭社会的治理一样，都是封闭的，而且历时的。国家的土地是封闭的，依靠军事力量来保卫，或者开疆拓土，而军事力量是最封闭的结构，而且是严格等级制，特权制的结构。国家的人是封闭的，即使现代民族国家也有公民身份的区别。在封闭的国家里，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力量，提供国防和外交，提供治安，提供基础设施。这样一种力量，在国际上分割了市场，在国内则通过金字塔式的行政区域分割来限制了社会和市场的开放性。斯密的国家，是nation，和state类似。突出国家和政府的作用，结果就看淡了个人，斯密的理论也就忽然出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看不见的手”，变成了一个无形的控制机制，从而淡化了市场治理中的个人的力量。斯密的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的核心是强健的个人，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其个人的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的蜕化。蜕化的结果是，给市场设定了国家和政府的垄断性责任。斯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大数量消费者和生产者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抽象掉了个人，然后通过总量计算形成宏观经济学的国家责任。新古典经济学还通过强化个人的可能的缺点，比如不良消费、不良生产、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搭便车问题，形成了市场失灵理论，从而为政府提供了干预市场的理由。这一理论的斯密背景就是在逻辑上没有处理好个人到底应该是道德的还是应该是利己的。新古典经济学还为市场解决不了收入平等问题而给政府设定了政府的责任，而这是封闭社会的概念，在亲人的圈子里，收入高的人应该照顾好收入低的人，利益应该均沾。可以说，斯密理论存在的可能的封闭性，给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很多进一步在经济领域建立封闭的经济帝国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因此，斯密的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需要有一个新的治理结构理论，以及治道变革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有市场的公共治理，需要有社会的公共治理，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治理，更需要有国家的公共治理，来替代过去封闭的种种治理结构。多方面的公共治理理论，替代传统的封闭的社会理论，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是避免斯密理论从自由理论走向奴役理论的关键，更是避免“看不见的手”转变为“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和实践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