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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TED大会上，李世默发表了颇受瞩目的演讲，其中重复了他在此前多篇文章中论述的观点。李世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和国力将持续增长，一党执政的中国模式将趋于完善，但中国绝不会尝试向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4月26日，美国百人会第23届年会在旧金山召开，今年的主题是“求同存异”。会上，李世默与《赫芬顿邮报》旗下的《世界邮报》（The World Post）专栏作家马特•希恩（Matt Sheehan）对话，以《中国为何能赢在太平洋》为题，刊发于今日的《世界邮报》上，主题包括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国际秩序的演变，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前景。
以下为马特·希恩与李世默对话。
马特•希恩：从奥巴马总统的日本之行，和他就乌克兰危机等的表态看，有迹象表明美国正试图对盟友表示更大的支持，在各种冲突中为他们助威。而美国在叙利亚和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表现众所周知, 您认为当下美国做的这些新的表态还有作用吗？
李世默：对您的问题，我没有直接的答案。不过在美国，口惠而实不至是政客的天性，他们总是轻易许诺，但很少兑现。在美国的选举中，人们对此已司空见惯，但这一现象正扩散到国际政治中。乔治•凯南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冷战初期，他为美国一手打造了遏制战略。冷战结束后，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也正是凯南警告这将铸成大错，他说美国尽管志得意满地到处派发安全保证，但事实上它既无力也无心真正兑现。今天的局势，证明凯南不幸言中。凯南已去，美国恐怕再没有这样清醒的战略家了。
马特•希恩：克里米亚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亚太问题的估计？比如，是否会鼓励他们采取更坚决的姿态？
李世默：我想影响是有限的。克里米亚危机只是次要的, 决定性的因素在美国自身。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5%，经济产值不到20%，但军费开支高达全球一半，在世界各地频频征战。冷战结束后仅仅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美国就债台高筑，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基础设施失修，教育资金匮乏，社会契约失去合法性。显而易见，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的战略重心摇摆不定，先是亚洲，接着是中东，然后是乌克兰，最后又一无所获地回到起点。与此同时, 美国民众对重建本国社会基础的诉求与日俱增。这才是影响中国长远战略思考的重要趋势。
马特•希恩：关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您强调有序竞争、战略合作和相互尊重各自的影响区域。就此，您如何看美国在亚太的角色？
李世默：在亚太地区，有些国家是美国的“保护国”，其中最大的是日本，菲律宾也名列其中。美国为这些“保护国”提供军事保障，而有些美国”保护国”和中国有各种利益, 文化和战略上的冲突。问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能否在其周边地区有序地建立合理的影响区域？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未来能否和平地重返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马特•希恩：您曾强调中共的合法性既来源于它带领中国实现的经济成就，也建立在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结束了列强侵略的“百年国耻”的历史地位上。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中国领导人将遭遇两难挑战，要么不惜经济滑坡的风险动武开战，要么放弃民族核心利益并妥协让步。就您来看，中共的决策层会作何决断呢？
李世默：的确，中共的合法性有赖于保持经济增长与保卫民族利益。在您假设的挑战中，这两大目标很难兼顾，这将考验中共决策层的政治决断。要兼顾两者而不偏废，确实要求相当高的政治智慧，而迄今为止中共决策层的表现十分出色。如果一如既往，未来两者还会相得益彰。
中国最近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更趋坚决，很多分析家认为其结果对中国是负面的，我认为那是误判。事实很明显，中国的战略是积极改变对其不利的现有格局，同时避免军事冲突。 在与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上，中国的表现是出色的。在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实现了对那个区域的实际控制权， 但避免了战争。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改变了既往局势，日本否认领土争端的存在，但中国的策略已将争端成为现实， 中国的船只在钓鱼岛海域行驶， 挑战了日本的实际控制权，这些战略成果都是在一枪未发的条件下获取的。
马特•希恩：在您看来，美国开创了战后国际体系，但要继续担当世界警察，维持利维坦的门面已力不从心。而中国尽管正在崛起，却绝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既然中国与非洲、南美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联系日渐密切，中国还能坚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吗？
李世默：毋庸置疑，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非洲、东南亚到世界各地，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正不断向外拓展。但中国的观念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从未企图建立一个普世体系并执其牛耳。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与各国平等互惠地发展经贸关系，增进中国民众的福利。中国从未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或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划脚，或兜售某种宏大叙事。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经贸关系，增进本国民众的福利。当然，随着其国立的上升, 中国的政策将趋于强势，但必须看到这与美国的世界观有本质区别。
马特•希恩：您深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众所周知，这些挑战包括环境恶化、腐败引发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在您看来，哪些挑战是最严峻的？哪些是中共难以应对的？
李世默：经济和腐败问题是两大最紧迫的挑战。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既有的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亟需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增速适当放缓，期间将出现一些新问题。兼顾结构调整与增长无疑是一大挑战，但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国的领导人能力出众，足以应对。
第二大挑战是腐败问题。几千年来，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中的顽症，历代王朝都深陷其中。因此，腐败的根源非常复杂、顽固，很难找到永久根治的灵丹妙药。当前，中共正发动一次运动式的反腐风暴：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在一定时期内足以遏制腐败；当然时过境迁，腐败还会死灰复燃，到时又必须启动另一次反腐风暴。目前，这次堪称建国以来最严厉的反腐风暴，正渐入高潮。我相信这足以在短期内遏制腐败，但肯定无法根治。远期来看，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监督机制将逐渐强化，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马特•希恩：习近平主席主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习近平主席的施政理念和举措，您有何感想？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李世默：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正在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毋庸置疑，我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个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第二个三十年是邓小平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领导人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我的理解是，习近平主席开创的新三十年，将是对前两个三十年的辩证综合。在刚过去的十八个月中，习近平主席让全国民众领会了他的施政理念和举措，在经济改革、反腐、政治改革等各方面，其大刀阔斧的决心和举措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马特•希恩：迄今为止，习近平主席的政绩相当完美，但接下来改革的主要挑战在哪里？
李世默：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是难以预测的国际冲突。我相信中国政府能有效地调整和发展经济，许多人强调中国的经济风险，我承认许多问题确实存在，但相信政府能处理好。中国经济正踏上一个新台阶，有充分的创新能力。
许多人声称中国的一大困境是创新乏力，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今天的中国处于几百年来最具有创新活力的时代。大约十八或十九年前，我开始从事风险投资时，主流观点是中国永远产生不了市值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今天，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都已超过千亿美元。至于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走进中关村的某家饭店，就随处可见。
马特•希恩：中国最大的高科技公司，都是在市场保护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国要培养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比如堪与WhatsApp竞争的微信，中共是否会助其一臂之力？
李世默：在我看来，中共不是直接帮助高科技公司，而是提供更基础性的支持，改善吸引人才和投资的环境。只要看看中国的大学，就会发现其科研设施和人才与十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舞台上，年轻的创新人才将不断开发出新技术和方案。对此我相当乐观。
马特•希恩：您指出难以预料的国际冲突是对中国崛起的最大威胁，然而当前的国际环境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充满冲突, 就算中国成功地打破了对其不利的现有格局, 但是在大方向上中国的策略是否是失败的？
李世默：任何长远战略都有其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受制于这种矛盾才会失败。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经济，是中国关键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的复兴有其多重使命，其中就包括恢复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以保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要实现复兴不可能不承担风险，我想中国的战略不是无谓的避免风险, 而是积极承担风险, 稳妥控制风险, 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马特•希恩：您反驳了民众收入增加会刺激政治权利、言论自由之类诉求的观点。且不论政治表达的问题，您如何看如民族主义等中国民间政治意识觉醒的现象？
李世默：只要浏览一下中国的网络平台，比如微博、YY语音或微信，就会发现无数民众每天都在放开地表达自己。然而，认为中国民众正期待政治权利，这是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在描述中国民众时，我会避免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因为这一概念的倾向十分明显。中产阶级的原义是资产阶级，这是欧洲历史特有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核心特征不只是经济因素，而是基因中的政治宗教理念。资产阶级的政治宗教基因，可以追溯到欧洲历史上的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资产阶级的诞生有决定性影响，而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对次要。晚至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所取得的经济实力推动了他们夺取政权,从而实现原有的政治宗教诉求。中国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却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形之下，欧洲的资产阶级天然就有政治、宗教的诉求，这在实质上并不取决于经济状况。
认为民众一旦获得冰箱、汽车，接着就自然会要求选票，这种想法十分荒唐，在历史和政治学中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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